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民进党

作为大陆人,看到民进党从达赖到热娜娅一波波地炒作,心里很不舒服。然而一面愤怒着,一面又发笑。

热娜娅是不是恐怖分子,与七五事件有没有关系,真相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从知道。我只相信一点,就是在那一事件中,有很多无辜的民众罹难,中间既有汉族,又有维吾尔族,另外作为首府,不幸遇难的难免会有回族、哈萨克族等其他同胞。不管背后有没有黑手,事件本身体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性和针对性。国外也好,国内也罢,甚至官逼民反也罢,民逼官压也罢,事件的悲惨已经是一定的了。虽然后续如何发展,我们还无从预料。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强调施暴者的民族身份。身份只是我们的一个标识,在更深的层面,我们都是人。尽管身份总是成为事件发生的动力或影响因素,然后要真正化解,还是回归人的本质一途。热娜娅如果要说自己委屈冤枉,只能说她身为主张新疆独立的世维会主席,让人不联系上,也能难。而且她在事件发生后的言论,其实事件本身与她毫无关系,我们也不免对她生厌恶之心。另外,在中国政府内部以及国际都很少谈论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时,她还用"共产主义制度"来与台湾政治人士"对话",表示她的"担忧",未免有点太过积极主动了。

台湾政府出于何种真正目的拒绝发给热娜娅签证,我们不知道。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想来当家的人也很犯难。因为在主权要求中,新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违宪的。台湾政府与达赖见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达赖说他从来不主张独立,只是要求"适度"的自治。当然,台湾政府要员与达赖见面时,双方一直强调的是达赖的宗教身份。世人再怎么不信,也勉强可以让他们把这场戏演下去。但热娜娅是明确主张独立的,因此只要台湾一天实行中华民国宪法,热娜娅就是中华民国的当然违法人士,是分裂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是不是一定就是恐怖主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只要违法,就有权逮捕、或驱逐。要不实现这一点,除非修宪,或者如台湾那样,有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而且这个党民主的要鼓吹台湾独立。但吊诡的就是,这个宪法不允许的运动,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外来政权"的原罪下,一直以来十分地理直气壮。政府不但不能动,而且还要某种形式地保护,以显示自己的民主本质。

民主本身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虽然也强调对少数人的尊重。我们只看到中央政府对主张台独的少数人的尊重,却看不到多数人针对那少数人的暴政。当然,那少数人天天在声称自己遭遇着暴政。民主本身当然也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尤其是这种民主是部分地区要宣布自己从整个国家中分裂出去的时候。美国就是与英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才独立的,当然美国情况有点特殊,因为英国只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地盘,并不认为美国人就是平等的公民,他们不过是殖民地而已。但美国内战中,少数派南方州要执行自己的民主自决权的时候,就碰到了多数派的北方人不要国家分裂,从而大动干戈的事。当年南部如果胜利了,今天他们就也可以缅怀和称颂先烈的英勇和民主价值的可贵。然而南部不幸输了,这民主自决的权利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多数人暴政的合法性。甚至冲绳人自己现在也并不觉得受到了外来政权日本的暴政,要独立。

民进党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也没有什么错。在两党制下,本来就需要一个反对党的角色防止国家的暴政。任何现代政府,不论几党制,有效的监督都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批评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大陆的现政府,也是从是否有有效的监督入手的。中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也从来不会忘记有效监督这一块。但是如果像民进党这样,忠诚到只要是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民进党就要反对;只要国民党政府反对的,民进党就要赞成,那无疑让人想到毛泽东当年的论述,"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坚持;只要敌人坚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说法明显是一种敌我论,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觉得有点过于极端了。何况,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真的就要坚持这种一味的敌我论吗?既然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前提当然是一个国家,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有些交集不好吗?民进党再坚持台独,与国民党在一隅小岛上,起码应该是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与伙伴关系吗?难道真的要如此水火不容?许荣淑女士创立人民最大党,在哪个国家,不是人民最大呢?难道人民中间自己就是水火不容,不愿共在一片蓝天下?

民进党怎么做是它的自由。比如台独,比如支持疆独和藏独,甚至到大陆内部打入,挑动鼓励然后支持大陆内部分裂,如李登辉一样,反正大陆这么大,干脆每个省都独立好了。每个省再分裂成两三个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既然这样做,也就当然能想到不仅会受到绝大多数大陆人(绝对到几乎所有人,最起码是所有汉族回族和满族)的反对,也会受到大多数台湾人(我们这里就不说绝大多数了)的反对。就要有面对的勇气。

民进党是很有勇气的,从这次"知难而上"的种种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只是奇怪,以"民主"和"进步"命名的民进党,以人民为最终依归的民进党,在自己进行种种所谓人权自由民由普世价值的英勇行为时,有没有真正地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民进党人士不认大陆人民为同国同胞不要紧,台湾人民总算是他们的同胞,算得上他们要为之服务为之代言的"天"了吧,有多少比例的人民授权民进党做这样的事了呢?民进党安抚台湾的商界人士说,我们要勇敢,不要为对岸吓倒,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们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就牺牲自己的使命。听来让人觉得衣着光鲜得堪比任何最伟大的政治家,这样看来,民进党不但在代表台湾人民,而且在引领台湾人民,人民想不到的,民进党可以为之想到,对之进行教育,就像一个先知一样。

这样说来,民进党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政党。以前总看到人民批评台湾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从民进党对人民的主动代表与政治教育来看,这话却没有说对。民进党内看来政治家不是说没有,而是多到数不清。只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到选举一到责任,他们又口口声声地开始代表了台湾人民,说他们的主张全部来自于台湾人民,哪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又成了一切创意的来源。民进党可以批评大陆政府的代议制是强奸民意,难道他们的主动代表台湾人民是被民意强奸了?

《爱的十个条件》有什么了?没有什么,大陆没有台湾民主,大陆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大陆人民自己也承认,虽然如果他们想看,他们也会看到很多中共视为洪水猛兽一样的禁片禁书。但是民进党全党动员,在十一国庆节全台一起观看,摆明了与对岸唱对台戏,这种做法是在表现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是摆给谁看,是在消费谁?大陆人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民进党来启蒙,不过在受了这么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在大部分大陆人民都成为在地的香蕉之后,一次除了体育新闻节目外没有几个大陆人关心的海外火炬传递不但使大陆人绝大多数愤怒,而且使最外黄内白的香蕉,那些海外留学生们成了最激进的一群爱国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怎么叫都无所谓)。这些,在不要做中国人的民进党人看来,应该很费解了吧?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转:南方朔──一个剥削到底的世界样板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2717+112009092200107,00,focus.html

南方朔觀點-高鐵案:一個剝削到底的世界樣板
2009-09-22 中國時報 【南方朔】
 隨著全球財經結構的改變,古典的剝削現象無論在型態與規模上,也跟著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乃是資本流動更加在全球暢通無阻,一個在各國賺取成長果實的全球資本利得階級已形成,並日益壯大。

 其二,則是公司財團在私有化及參與公共建設的名義下,將國家納為剝削對象,這是個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公司財團是透過掏空國家而間接的對國民做著剝削。

 也正因此,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遂指出,這樣的機制乃是一種「剝削到底的烏托邦」。它造成的結果,乃是貧富差距的日益無限大,政府債務也跟著無限大。由於工程、交通、保險、醫院這些公共利益部門愈來愈公私不分,權責不明,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內聚力也漸趨蕩然;再加上長期失業的固定化,以及工作機會的不穩定,社會儘管日益不公平,但這種不公平只會造成人們為了自保而更加的自私自利。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她的話所指的,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只有單獨而驚恐不安的個人,每個個人都已被馴服。

 以上這種新的剝削圖像,指的就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八○年代擴及歐美,一九九○年代後散布到各新興經濟體的所謂「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乃是一組意識形態,它表面上將古典自由主義裡的「個人」概念神聖化與美化,但它說的「個人」,實質上只不過是「公司財團」的代號;另外則是政府的職能裡,除了軍隊和警察權外,它都一律加以醜化,認為政府必然無能。在這兩大編造的前提下,它遂推演出一串說辭─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即財團化)。政府的工程、醫療、機場道路、休憩文化設施,甚至包括監獄,都應委交民間辦理,認為這樣才會有效率。在這些說辭的包裝下,資產階級遂取得了掏空國家的話語支配權。

 新自由主義的這組意識形態,在一九八○年代末進入台灣,由於它符合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氣氛,遂很快的就有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制定,以及各種BOT等的出現,迄至目前中央與地方大大小小的BOT案已約七百件。由許多重大BOT弊案,如北投纜車BOT案,南港展覽館BOT等,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BOT已成了政商勾串利益輸送的最佳快速道。任何工程只要掛個BOT的帽子,政府就可撇掉責任而與財團上下其手。BOT的政商勾串,選舉綁樁,對促進公共建設少,養出了一堆財團則真,財團透過BOT來掏空國家,間接的對國民做著規模空前的剝削。

 而台灣所有的BOT案裡,最壯觀的當屬高鐵BOT案了。高鐵乃是整個台灣政府一切力量都不一定辦得好的重大工程,但卻草率的決定BOT,當時競標的「台灣高鐵」或「中華高鐵」其實都不夠格,都是小孩玩大車,用雜貨店去經營大百貨公司。如此草率的BOT,難怪搞了十年下來,政府會由零出資變成實值的最大出資人了。高鐵搞到今天負債四千六百億,這個爛攤子已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移植台灣最大的失敗樣板。若干年後全球經濟學家討論新自由主義時,已勢所難免的一定會把高鐵案做為解說的特例。

 由高鐵案我們已看到台灣BOT案的失敗,也正因此,在沒高鐵案時,焦點已不能只放在這個案子本身,而應將全台灣BOT案做一次總清查和總檢討。新自由主義的BOT概念,在意識形態上即值得懷疑,縱使要採行,範圍也應嚴格設限。而在台灣,政治與商業缺乏紀律和權責觀念,當我們以「撿進籃子就是菜」的態度來搞BOT,難怪不但不能促進公共利益,反而因有如此便利管道,而讓貪腐、賄賂、掏空國家等行徑更氾濫了。

 因此,在高鐵出問題的此刻,我們的政府已應全面檢討BOT了。而更重要的是,台灣過去那種動輒拾人牙慧的政策思考模式也應調整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