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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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再见，伊力哈木（下）

via 中文独立媒体「文摘」 by noreply@blogger.com (文摘编辑部) on 11/07/09

黄章晋：再见，伊力哈木（下）

六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 "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 "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 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转载自：黄章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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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0日星期五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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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

via 中国报道周刊 by chinaweekly on 06/07/09

　　听到乌鲁木齐发生了暴亂，心里面一直无法平静，一天都在不断的搜寻各种信息，无法静心工作。因为这里，对我的意义，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园。

　　网上言论铺天盖地，有过激的，有平和的，但是我想，对于这里大多数的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甚至连想象都会出现两种极端，或者认为那里的人都在住帐篷，或者认为那里和其它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有心人，也只是从网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据

　　虽然已经有九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我想大家经过这两天，对乌鲁木齐的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乌鲁木齐，现有200多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各项统计数据放在城市堆里都不算显眼，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项数据却和别的城市不同，那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城市（即使是北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少于农村的。

　　这个80%的指标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说明，乌鲁木齐是一个完全移民化的城市，而第二个，更重要，乌市更是一个几乎由平地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的城市。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大量的投资，才可能造成这样悬殊的城乡人口比。

　　实际上，自从49年中央政府进疆之后，便开始了持续的汉人进疆活动，一开始是王震的一兵团分赴新疆各地，然后就地驻防.

　　不过在整个五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为这个时间段来新疆的人，都基本是零散的，.我父亲的单位，有八千职工，五十年代来的很少，问起他们的经历，一般都会自称为盲流进疆.

　　而占单位绝对多数的职工，则是六十年代来新疆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63年到66年间，因为66年之后，再来新疆的人，就没有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了（家母正好赶上这个点，于是虽然有工作，却是集体所有制，一辈子都十分郁郁）。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即入伍、复员转业、不愿意回家乡、然后就来了新疆。

　　而复员转业的军人，似乎来自各地的都有，但是最多的是陕西和四川，甚至到现在，老陕和川帮的斗争仍然在很多单位里反复出现。

　　在六十年代之后，新疆的移民就基本上停止了，不过这批人是有组织的移民，而且带有半军事化的性质。

　　现在，大家知道新疆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当初新疆的兵团要比现在大的多。现在的兵团都是一些农场，又叫农垦兵团。而在80年代之前，新疆的大部分工业也是兵团建制的，新疆现在的很多局前身都可以追到工业兵团的某个师。可以说，新疆的汉人大都是兵团的后代。

　　比如父亲的单位，是建筑公司，而在80年代的很长时间，都是以工一师工*团*营**连这样的名称存在，然后才改称新疆第*建筑公司*工区*队。虽然他们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摸过枪，但是这种建制，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准军事性。

　　当父亲们复员转业到新疆后，自然就遇到结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托朋靠友，从内地介绍，而当时的政策，这种婚姻的女方，仍然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政策的取消应该是66年或者是67年。

　　于是，大批的家庭就这样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婴儿潮，这一点倒和全国同步，在64年到78年间，无数的家庭以平均4到6个孩子的速度生育着中國的人口，一举将中國人口推过10亿大关。

　　这批第二代，就是现在新疆汉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这些第二代而言，新疆就是家，而父母的出生地则十分遥远，虽然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会说自己是陕西人、湖北人或者四川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新疆的印迹都已经被留下了，因为一生的记忆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介绍过，最早的乌鲁木齐其实很小，城外就是戈壁滩了，好在有一条河从天山流下来，叫乌鲁木齐河，经过人工修筑之后，宽阔的河滩被约束成了和平渠，而原来的河滩则被改建成了公路，如果看地图，就会看见，城市被一条道路纵贯南北，这条路就叫河滩公路。而其实城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南北展开。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个城区，而最主要的城区还是原来那三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这三个区里。

　　在父辈们刚来到乌鲁木齐时，这里就是南门北门那么大的地方。自然容不下那么多单位，而各单位唯一得到的政策，就是城外的地方随便选，于是大家采用的差不多是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出各自的红线，然后在里面开始盖房子。从半截在土里的地窝子到土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即使你现在去乌鲁木齐，仍然会发现很多地名实际上是一些单位名，比如地质局、物质局、二建之类。我们一般都会称单位的住地为院子，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等到我们懂事时，乌鲁木齐已经很大了，北边越过了红山，发展出很大一片新市区，南边则一直可以到雁儿窝列士陵园。而实际看来，乌鲁木齐就是一座汉人的城市。在八十年代，曾经由政府下过一个通令，所有的牌匾上必须写上维族文字处理。这大概也是成立民族自治区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结果吧。不过对于小商铺而言，想让装修工翻译出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确实很麻烦，所以现在的大街上，仍然是到处都只有汉文。

　　我在这上面，好象多次说到八十年代，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新疆的汉人的感觉中，维族人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也很善良。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也都在说，是汉人把他们带坏了。父辈们流传着六十年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是说一只钢笔换一头羊，或者一个什么小物件可以换两面袋子杏子。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变，也许，今天的悲剧确实是那时候种下的。

　　而在这之后，维族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变的凶恶起来。强卖现象就不说了，这是每个汉人都会遇到的。打架时成群上，不管有理没理。应该说，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和维族人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场买牛羊肉，还有买葡萄干，还有好多土特产，都是和他们打交道。当时的说法就是，在他们那儿买东西，要就是问一下价不买，如果是讨价还价了就得买，不买的话，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点，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比如维族人的刀铺里，他们经常会拿着刀在你眼前比划，似乎是威胁，又似乎不是，反正好象你硬一点也就过去了。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市，随处可见维族人，也随处可见汉族人。就象这次出事最严重的二道桥（就是国际大巴扎），当时，初中的我们，也是成群结队地过去玩。

　　但是，当我2000年回去探亲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闲着无事，就决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桥，经解放路到南门，曾经是我们最常走的地方。然而这么长的一段路，竟然发现全是维族人，而很少见到汉人了，所有的店铺都是维族的，甚至连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维文。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恐惧中走完这一段路的。而当我走到南门之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大片的汉人区。一街之隔，对比之明显，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所谓民族的融合，说到底就是双方自由往来，那怕相互之间有矛盾都不要紧。而最差的情况，就是双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来。而乌鲁木齐，经过多年所谓的民族团结局面之后，反而真正的形成了双方民族各自收缩，集中聚居的现象。

　　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google地图，看一看乌市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

　　乌鲁木齐的道路中，最明显的一条，是外环路，大家找到外环路的南段，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然后再找河滩路（南路）。以外环路和河滩南路的交叉点为中心，放大地图。然后，就可以看见更细致一些的布局，东面的第一条路，是新华南路，再往东，是解放南路，再往东，是外环路（东段）。再向北，找到人民路。维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实际上就在新华南路、外环路（南段）、外环路（东段）、人民路这四条路的范围内，而解放南路，则是其核心区，如果你看了新闻报道，就会发现，所有出事的地点，也都是以这个范围向外扩展的。

　　解放南路，由外环线到人民路，是很长的一段，前面说了，解放南路上已经看不到汉族人了，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辆公交线路还是会经过这里，更不幸的是，当时正应该是下班时间。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惨境，那些能够躲到武警队伍里的，是幸运者，或者说，在解放南路上的，恐怕还多数是幸运儿，而那些在小街巷中行走的人们（这个圈的外沿，仍然住着很多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当暴徒们向他们涌来时，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本能的警惕和畏惧（这种本能是几十年生活的经验），但是当英吉莎小刀划破他们的喉咙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命吧。

　　暴亂发生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那边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死这么多人。这边炸两个车，杀一两个人是常事儿，但是聚众游行发生骚乱，好象还是自八十年代最后那一年之后的头一次。

　　那一年的事，其实不用说了，内地闹的更凶，新疆自然也一样。大家都在人民广场示威，不过，当学生们发现，竟然有几千维人也来凑热闹时，就知道势头不对，不能和他们搅和，立即撤回学校去了。而果不其然，没多久，维人们就忍不住本性，冲进了市政府，将所有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也由此开始了这里长期的动荡过程。

　　ZXB说，这次行动是由境外组织策划的暴力活动，这个结论真的不太对。要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局势下，想通过针对平民的暴力来促成地区的獨立，不但达不到结果，反而只会起反作用，让那些支持者们都无法再支持。科比娅老奶奶，毕竟还是个上等人，大概确实只是想让新疆的维人们，站出来，表明一下态度，起码不能对内地的那件事毫无反应，因为这也不附和维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说，科比亚就是要让维人去杀汉人去把乌鲁木齐砸烂，这个就是十分的错误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短暂示威之后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头维人的本性暴露，因为，由古至今，他们还从未有过不把和平示威变成一场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有不可避免性，还因为，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日，则是集中的。街头几个维人将一个汉人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开始的义愤到现在的麻木，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大常态。这也是我们举家东迁的重要原因。看来我们走对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不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全面的，从工作职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层的"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其实这些政策，对于个体的有利，却造成了对民族整体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宽"，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败类，对这些败类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种优胜劣汰。而如果针对民族之间搞什么不平等的话，受益的是坏蛋，而受损害的整个民族。在河里的争论中，无数的人为民族倾斜政策鸣不平，说这对于汉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这些优惠政策是如果在多年之后，使得维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地丧失了社会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汉族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什么的，维人也会放假，而维人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汉人放一天）、肉孜节，维人放假，汉人不放假。大家都会说，这真他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即使维人放假了，汉人依然可以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

　　而再实地的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矿企业，领导层中，都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指标是定的。但是，也只会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人其实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那时我曾经在炼油厂工作，在基层员工中，几乎很少有维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练的汉语，而那个维人的厂长助理，在讲话时坚持用维语，可想而知，他能在厂子里获得多少威信。

　　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义、奎屯，只要有工矿企业的地方，就是汉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岗位都是汉人占据，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里，维人都是很特殊的，他们可以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而且不扣工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而这些维人，其实都是维人中最出色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大学出来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所谓的优惠，造就了现在这种个体上占优，而整体反而被排挤的现象。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在很多国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国对于解雇劳工的约束。优惠政策实际上将一个群体的弱势给突现出来，让主体社会见到这个群体，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个体区别对待。在新疆也是一样，企业招工，是需要考虑民族，但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以这个政策作为上限，多一分优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业，15%必须是少民，那就是15%，养着他们就行了。其实如果是计划经济，这样还会有成效。问题现在国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了，私营企业绝不会管政府的这些规定的，除非是政府给好处。就象这次的韶关事件之后，我想就再没有企业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维人的传统是农业和商业。但是正是因为"二少一宽"，造就了汉人对于维人强卖的印象，而这种印象造成汉人根本就不和维人做生意。而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压缩了维人的商业活动，维人的商业，主要是土特产、手工艺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土产批发店，几乎没有了，改换后的门面，基本是买工业品的。仔细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干能顶的上几筒油漆的利润。自此之后，维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自由市场中，并且越来越集中在那么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门批发市场，还有上次着火的国贸城中，还有整个火车站附近的几大批发市场里，内地来的商贩们，最早以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方式批发零售各种服装、小手工品，现在大的已经开了店面。可以说，这是个纯汉族的领地，汉人的第二代们，其实也没有铁饭碗可端了，但是大家从这里批发东西，然后开各种店面去卖，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这里拿货。这是一个完全越过当地经济结构的商业网络。但是背靠这一经济网络，你可以想象汉人将比维人拥有多大的优势竞争力。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很多古旧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这种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着维人商业的进一步退缩。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很小的凉皮店，那曾经是大十字最兴盛的店面，每天买凉皮的人排着队。但是随着大十字的改造，这家店不得不搬到现在这个称不上商业街的地方，惨淡经营。也许，咱们可以说，全国的城市改造，都造成这种结果。但是在乌市，维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维人的店铺不断减少，而汉人的店铺不断增加。

　　法之所以为恶，在于其导人向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话，"仓廪足而知礼仪"。我不知道，在这一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维人到底有多少失业，但是从市面上那么多只有汉字没有维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维人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而这种冲击，将大批的青年维人推向街头。所以，如果你说维人比汉人暴虐，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民族来说，其实决定这个民族特征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极端特征，而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比例。一个拥有更多街头少年的民族，自然远比一个大多数在为挣钱和学习而忙碌的民族显得凶狠的多。

　　应该说，给少数民族加分，给企业设定招工比例，这些都是对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的一种补偿。无论这些政策有多少反对声，基于国家考虑，我们都是应该给予的。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白人在说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国人在说北非移民，德国人在说土耳其人。都是说国家给了他们太多的优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受照顾人群绝对的贫困，似乎除了在街头争斗中之外，他们百事无成。

　　而且，这些优惠其实真改变不了什么。民考民根本就与汉人无关，而民考汉，对于一个不同种族的考生，对于一个语言不通却希望融入的考生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鼓励（当然对于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毕竟，连孔子都说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终，我也看不出，他们会占什么优势。不够分数的人，都会先去民族学院上一年，那里，本来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在内地的各大院校里，那些民考汉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团打架虽然不对，但是并不限于维族学生，前几天，我的同事一样在宣扬他们海南人在学校的同样的壮举。

　　最新看《新宋》，说其实自古以来，对归化的少民历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一种如汉唐，奉而养之，一种如晋，视如奴婢，不过好象就是晋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么多民族仇恨，才会有那么华丽丽的血时代。何况如果真把中國历史看一遍的话，其实汉唐那些归顺的番人，反而是国家政权最忠诚的保卫者，无论是金日蝉还是阿史那社尔。既然我们不想去学当后清，那么也就不要想着去屠族这种事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二少一宽"的政策，因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法。人之所以从万物中脱离出来，就是因为"劳心者制人"，即智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强个体对弱个体的侵害。可以说，任何的与此相背的法律，都会是恶法。

　　前天理发时，和理发师聊起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谁学习好，而是比谁进去的次数多。我说，这其实只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标准罢了，街头少年自然有与学校少年不同的标准，军队还以谁杀的人多为标准呢。那些优惠政策虽然很让汉人不平，但却是针对学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宽"政策则是来纵容街头犯罪的，我不知道这一政策出于什么考虑，甚至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则，因为在当年看过一片文章，那个亿万富翁的纽约市长（或州长），上台之后大力宣扬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认为街头实际上就是"破窗子"法则，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没有补，自然就会有第二扇。

　　当经济改革政策将更多的维人赶向街头时，"二少一宽"政策却又在为这些维人的犯罪开绿灯。打个人没事，捅个人也没事，杀个汉人也没事。其实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恶，广州的那些"背包黨"以前不也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每个城市街头的罪犯，不管是汉人还是维人，说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职造成，如果他们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吓住，而没有实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这许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将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联系到一起，而这两个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们拥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实，人思维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将群体中的一个代表的光荣看成自己的荣耀。比如看着姚明球打得好，个长得高，自己也觉得好象长进了不少。其实你1.67的个，即使姚明长的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想到这一层，下次当姚明得了什么荣誉，我还是会觉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是姚蜜，并且不喜欢天涯杂谈。这种思维，叫群体无意识也罢，叫从众心理也罢，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然后对于社会性而言，有一条理论，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那么至于真象是什么样子，那就不重要了。

　　乌鲁木齐的暴亂就是这样的，ZXB说的对，确实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万维人，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能够举刀杀人的都是极少数（所以即使战争时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没有人会这么看，就象我们见了姚明得好处我们也瞎高兴一样，我们见了这些维人杀汉人，就会把帐算到所有的维人头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对我说，维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见到维人，我还是会由心底里生气。我想，新疆的汉人肯定会是这样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维人感觉到这种想法之后只能会和汉人更远离，即使那些想亲近的也不会，因为人都有尊严。为什么兵强马壮的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撤离之后连一天都挺不住，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尊严，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称为汉奸。

　　所以，这一场的暴亂无论对汉还是维都是一个悲剧。其实维族的獨立意识根本就不怎么强，因为历史上他们也重未建立过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说库尔德人的悲剧，拥有5000万人口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维族也差不多。所谓民族獨立意识的增强，是二战之后美国体制下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二战之后小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大的国家还有往小里拆的想法。甚至出现了獨立的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发达地区希望獨立出来，不和那些穷哥们一起过（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领土完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其实造就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于强势民族，也能够生存，而且小国家更易生存，起码对于上层领导者来说，做一个国家元首肯定比做一个省长强。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很多分离意识都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宣传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围全是说獨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而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满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儿买的书我都不认识，但那种情绪能够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儿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条街的建筑，几乎还都是以前的老样子。有人问，那儿难道没有警察，说实在话，真没有看到，问题是，你在汉人的城市里，走过三个街区，又能看到几个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暴亂就是暴亂，暴亂就有暴亂的解决方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韶关的领头者要杀，而乌市的暴亂中所有的杀人者，也一样要杀。只有这样，才能将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将天平摆回来的根本做法。问题是，有司们，能做到吗？

　　前面，我曾经发了一篇聊斋上的小文《盗户》，现摘给大家看看。"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将这个盗户，改名维人，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状况。"二少一宽"的政策错了，纠正是必须的，但是以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变吗？其实何止是民族矛盾，我们的葫芦官们，又判了多少葫芦案子，远的不少，最近福建的那个医闹的案子，不也是这样。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上文是摘自《晁错论》，其实我们的国家，无论成立时间还是发展，都已经到了汉景唐玄的那个时代，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已经谢世，而下一代承平日久，见血光不知所往。二战的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战，也不怕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在何时运用，知道生命珍贵，不是韭菜，但是更知道，要想获得持久的和平，有些人的头，就是必须要拿来示众的

　　其实上一代人已经将那些血腥的事情做了，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公平的政策执行下去。"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最重要的是，国家更应该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哪些人，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柱石。

　　来源：西西河社区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90099

　　作者:河蚌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07. | 添加评论 | 6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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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6日星期一

Urumqi

前两天广东韶关事件时，上网搜过一些东西。后来在饭否上看到有人评论说，一些关键词被封掉了，心里是一如继往的失落。不过在饭否上搜索"韶关"这两个字时，还是能搜出很多东西。饭否没有被关掉，也没有被屏蔽。当时，我觉得起码饭否还有一点自由度。不过今天看到新闻上有新疆骚乱事件，去饭否再搜，却搜不到了。关注的某些人的消息明明显示着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但要搜新疆两个字，还是搜不到。而且据说，twitter也在此次事件后也被政府封锁掉了。

我不想就政府的不自信与自欺欺人说事。记得当年要写博士论文，关于外国的人名一堆一堆，有很多东西非得到维基百科去查，去核实。因为写论文不能抄袭嘛，好歹也得对自己可能会利用的资料的作者或相关人有个印象才能形成新的东西。但是，那时维基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登陆的。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代理一个代理的穿越，或者直接干脆用法轮功组织开发的一个软件来穿越。其实也就是说，官方要封锁消息，是完全封锁不掉的，要看到的渠道很多，在今天这个社会。封锁的唯一结果可能就是人家不再相信官方提供的任何消息，只要是官方讲的，信用度就会很低。我们社会上为什么谣言满天飞？政府为什么总是说谣言使得民众做出不理性的行为？症结还是在政府身上。

前天看了孔庆东老师的一篇博客，名为"我爱北京敏感词"。说可能我们会这样唱歌，"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这歌谣听来讽刺，可是确实是实情。哪怕我们想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你也不能把"共产党"三个字连着写。于是有人会用繁体字，有人会用谐音，有人会在中间夹符号。发贴的人其实并不觉得"河蟹"和"草泥马"好玩好笑，写字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但是看帖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从交际与传播的效果来看，一点信息也没有过滤掉，那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地这样做事呢？

昨天又看了一篇文章，说"口交"被过滤掉了。因此，"老人家亲口交待的事"，"二道口交警"这些都不能用了，但该怎么办？改成嘴呗。那就是"老人家亲嘴交待的事"，"二道嘴交警"，这样是不是莫大的讽刺？我在想，当年因言获罪，也得有实际内容的"言"。清朝固然有文字狱，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来杀人，可是这总是花了时间的。汉语本身的特点，就容易使得有歧义出现，比如我们中国到处都有"一次性交付二十五元"，能不能因为"性交"封杀掉？

即便是从风化治安的角度来考虑，老实说，当年明清时候的禁书淫书大禁特禁的时候，社会上是不是娈童很多，有钱人纷纷养相公？不是据说阿富汗今天也有很多"相公"吗？今天，很多书电影都可以做黄片看了，犯罪率是不是就真的很高？那些有风化问题的难道就只是小小百姓？

作为"置身事外"的一个普通顺民，我对于韶关与乌鲁木齐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不想参与、鼓动或被鼓动加入什么民族冲突。我只是想知道一点点真相。但结果呢，政府的真相迟迟不公布，等公布的时候，即便真的是真相，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了。官方的封锁只是封锁了国内的公民，但公民无法被封锁，于是大家信谣言，信传言，信小道消息，信国外媒体。当国外与国内百姓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媒体的声音的时候，那么，这个政府，就真的只能靠强力了。

我们的祖先称当政者是父母官，我不希望我们的政府做父母官，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不受影响，断绝他们与丑恶的一切东西的接触，以使自己有一点分辨力。当我们内政外交大事小事连自己的日常起居都不能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沟通？我们要"我今天敏感词之后敏感词"吗？当吾尔开希在个人网站上说，维吾尔人在游行的时候一直是和平请愿，直到警力出现有了警民冲突时才有流血事件，并且暗示去年的西藏事件也是这个原因时，想一想，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虽然他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性只能有50%的推测。但是在读者看来，那绝不是50%的可能性。

从韶关事件开始，就看到有很多言论是偏向维吾尔族的，而这些言论有些明显来自汉族人士。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这是政府处理不当的失职造成，而且是长久的积压的结果。正如吾尔开希的一种说法，我个人也觉得发表这些议论的人，并不是不爱国。他们只是对这个政府有某种不信任。

我去过新疆一次，但并没有交什么维族朋友。很多讳莫如深的话题，也与当地的汉族人谈过。知道有些事情是其他地方的中国老百姓所不知道的。我们的民族问题并不是那么的缓和，一定程度上还很激烈。在南京的某一次，与朋友到另一朋友家作客，那两个女性朋友见到一个维族人（可能是）在街上走，露出一脸的不屑，而且事后还谈论维族的不是。我为这事还与他们辩论过。但不可否认，在很多汉族人的心目中，维族人在内地就是一种偷窃与狡诈的代名词。我本人也被维族人推销过手机，应该是偷来的那种。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大多数的维族人不是这样的。这些在全国各地卖葡萄干也好，羊肉串也好，或无所事事专门偷窃也好的维族人，我觉得只是社会底层的那一部分。而这事，哪个民族没有？我相信热纳娅绝对不会偷窃手机，因为她不需要。

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再穷最好也不要偷。我们就不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怎么看待小偷或什么流氓无产者的了。我觉得关键还是我们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方式。在南京中华门站打的，听到司机说看到某小姐的包被维族人偷了。然后司机的评论是，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猖獗，就是因为警察抓到这些人之后顶多关几天就放出来，一点事也没有。他并没有说是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法律总有个适量适度的问题，我永远不希望政府动不动就"严打""严抓"，以免一个偷胡萝卜的就被枪毙（据说类似的事情当年的严打时是有过的）。但是司机明明就露出一种对政府处理类似事件的不满，对于汉族就是从严，于是少数民族，尤其是维族和藏族就可以从宽，以免引起民族纠纷。这种牺牲汉族公民而"求全"的做法，使得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当然不是很多少数民族说的汉族歧视少数民族，是政府歧视汉族。为什么韶关事件会爆发？官方否认强奸事件，可是民众的版本这个说法是很有影响力的。原因自然其来有自。

中国人讲究"天下为公"，不管是家天下也好党天下也好还是民天下也好，都是要为百姓做事的。这个公不单指"为人民服务"，也指公正。如果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还要人为地分出三六九等来，那有什么公正可言？希望我们不要再分什么你我他，先把大家都"上升"到人的平等的层面，我们再来做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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