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发生在广东的械斗

新闻：台湾《中国时报》
（指出族籍冲突的敏感性，以及事情的可能原因为维族员工入厂后治安恶化，甚至有汉族女性为维族员工性侵，于是发生当地员工的流血报复。并谈到官方暂定性为生活习惯的差异所致。受伤员工维族80多名，汉族30多名。点明目前其余600名维族员工已被妥善安置，暂时安全。注：该报道多处征引港媒。）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800+112009062800180,00,focus.html#comment
凤凰网
（比《中国时报》简略，点出是族际斗殴群体事件。转发自新华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6/0628_17_1222975.shtml
新华网
（未点明死者二人的民族身份，指明这批维族员工来自喀什地区疏附县，为"农民工"[此农民工指原新闻稿用词，加引号乃笔者想表明其原从业为农业，非我们传统认为的商业。点明疏附县工作组已抵达韶关。新闻发稿时间28日1时26分。注：事件发生为26日2时，4时警方控制住局面。两地合作可谓及时迅速）
人民网
（系转发新华网消息）
南方都市报
（凸出了广东地方的努力与措施。点明600名工人暂时安置，未透露这些工人的民族身份。这600人可能有汉族，但在《中国时报》版全为维族。南方为本地报纸，新闻比新华社的详尽一些。）
开元网（论坛？）
（指维族员工入厂后，汉族女性多次受强奸。本月十四日强奸案后，受害女工向厂汇报后，疑犯只是受开除处分。其后几天[报道未提及]，有一女工在宿舍为多名"新疆工人"轮奸，报警后，疑犯只被关了几天后就释放。此事快未平息，又再发生张三宗强奸案。报道称案件到凌晨三点多，防暴队赶到鸣枪时才停止。四时多，参与斗殴的人员全部散去，事态平息。该报道附有一个名为"新疆人又把我们一位女同胞拉入宿舍想将其强奸未逞"的帖子，但并未附相关连接。帖子以汉族当事人之一口吻写，称6月25日晚22：00作者与同事喝酒回宿舍，发现有警车，才知刚又有未遂强奸事件。汉族员工欲去将其"痛殴"，厂里保安及时赶到制止了他们。但保安又不敢将疑犯带走，于是大家开始从楼上东西杂物往下扔。其间工厂保安曾上楼阻止，并重殴他们其中一人，使其"重伤不起"。半小时后市政府增派三四十名防暴警察。防暴警察到后不久，新疆人组织了几十人冲出逢汉族就砍。于是互殴开始。防暴警察"在其中只充当旁观见证者和拖尸员的身份"。）
（这个贴子很难证实。与所有其他报道不同，责任在维族员工方，而且群殴事件的主动方也是维族。保安与防暴警察在其中的角色也不大光彩。同时，"拖尸员"三个字让人有不止两名死者的猜想。但即便作者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者有几名应该不是很清楚。当已政府公布为准。）
（开元网为德国境内网站，为中文社会交流平台）

这个事件从6月26日凌晨到现在28日15点18分，也不过两天时间，调查也许还要一些时间。从目前能够看到的报道来看，有几个渠道：一是本地报道，来自广东省或韶关市的。在目前的阶段，也许就是等着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新闻发布。二是港媒报道，香港媒体虽然不关心大陆事务，但事发厂为港资公司，也算本港新闻。台湾的报道我能看到的，也算是港媒报道，因为都是转引和编辑港媒的。三是国际报道，我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话说我在学校里面，要上国外网还是很有限制的，只能用代理。但奇怪的是，用了代理也google不到什么东西。当然，国际报道在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天的情况下，也许也只是找一些当事人来采访，目前的情况，不知道容易不容易。当然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微型博客如饭否或twitter，只是我不善长于此道。看到的德国境内的那家中文网站的报道，也当是转引自国内的，但可惜没有给出链接，无法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这个事件还是很特殊的，势必要引起多方的关注。首先，这是发生在两群有民族身份之间的群体间。虽然本身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简单的治安或法律事件，难免不会牵扯到民族问题上去。尤其，这个事件真的还具有民族性，虽然这个民族性的来源大可反思。其次，这个事件发生在港资企业，算外资。第三，这个事件发生在广东，而当事的另一方是来自新疆，遥远的距离，先前都不觉得可能发生的问题。

（插：到这里，还真去饭否看了一下。第一个有关的贴子是6月26日14：41网友"右边前卫"的帖子，第一句就是旭日集团的介绍，然后是事件。怀疑这不是真正在该网发的第一个贴子。但确实，后面的贴子都能查找，说明饭否这次，最起码在这个贴子之后没有过滤也没有删帖。）

（再插：从饭否得来的一些链接：
某人的谷歌文件：http://docs.google.com/View?id=dcnkc2x3_0fpw4kcgm，与豆瓣的内容相同，疑为同一来源
因打不开，无法确认来源：


（再插，有一天时间没有写这个东西。最新新闻：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6/0628_17_1223519.shtml
市新闻发言人称由强奸引发事件是人散布谣言，经调查没有发生女工被强奸事件。
那么我们希望警方能迅速调查出真相，知道事情的真实原因。这么大的事啊，不可能没有原因。怎么会发生群殴事件呢？）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

 
 

Sent to you by naermu via Google Reader:

 
 

via 刘晓原的BLOG by 刘晓原 on 27/06/09

南方朔: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http://culture.ifeng.com/popular/leisure/200906/0625_4092_1219704_2.shtml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读书人就要有大气魄"

  "谁有权力就骂谁"

   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南方朔

   时代周报:当年创办《新新闻》杂志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

   南方朔:在一个变化的社会，新闻工作者一定希望参与这个变化。于是我们做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比较前卫、自由派的杂志，而且《新新闻》在当时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

   时代周报:《新新闻》见证了台湾慢慢开放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情？

    南方朔:台湾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像我这一代台湾人，是看得最多的，老一辈没有看到后一段，小一辈没有看到前一段，我们是全部看到。十大建设，开放报禁、党禁，美丽岛事件，蒋介石、蒋经国死掉，我都是全部看过的。

   时代周报:你最近写了一篇讲蒋经国的文章，在台湾几任"总统"中，你对他的评价最高。

   南方朔:这是民意调查的结果。蒋经国的贡献是，台湾从一个很穷的社会在他的任内慢慢开始富裕，经济发展，有重大建设。你骂他也没用，他的成绩摆在那里。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报禁和党禁，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一开放就停不下来，后果是完全算不到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时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大势所趋。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有反对党，报纸可以大鸣大放。当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今天，副作用出来了，政党、媒体乱七八糟，这是当时算不到的，有好有坏，但是非开放不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西方也是一样。开放就一定出现副作用。人们吸取教训，改过缺点。例如美国的报纸，在早年的时候煽动战争，尤其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那真是报纸搞出来的。现在的报纸还敢煽动战争？

    时代周报:你对台湾的民主进程非常关注？

    南方朔:对啊。我全部关注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国民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民进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属于第一线。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这次5·17呛马活动？

   南方朔:现在台湾骂马英九，第一名是我。我是天天骂马英九的。马英九这个人讨好、媚俗。他运气好而已，没有能力，没有胆量。我对他意见很多的，现在只是北京帮忙，台湾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马英九声望又起来了。

    时代周报:那你对陈水扁怎么看？

    南方朔:更要骂啊，更混蛋嘛！

    时代周报:陈水扁当年当"总统"是曾经给很多人希望的。

    南方朔: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

    时代周报:你估计陈水扁会被判有罪吗？

    南方朔:当然！

    时代周报: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南方朔:这是因为台湾法律出了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法律不严格，违背常识。陈水扁说:我一切的问题都是政治献金，不是贪污，你要说我是贪污，好，拿出证据。贪污证据很难拿的，一定是我把钱给你，然后说我把钱给你，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要有录音、字条。你拿这么多钱，那么多好处，这就是贪污！可是台湾就说:证据！证据！拿不到口供、拿不到字条，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可是有几个案子，是白纸黑字，跑不掉的，国务机要费是跑不掉的。很简单，假如我是统治者，我是法官，别的事情你们去查，确定的部分先判。现在的案子却拖拖拉拉。

    时代周报:你对马英九批评得那么厉害，还批评政界的哪些人？

    南方朔:我跟马英九也是好朋友。以前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我是骂陈水扁的。我跟陈水扁以前是好朋友。

    时代周报:你跟陈水扁做好朋友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南方朔:对。陈水扁做"总统"，找人去总统府演讲，第一个人就是我。他5月20号就职，我6月11号去演讲。我跟他是好朋友。陈水扁当政以后乱搞，所以在台湾最先对陈水扁开骂的人是我。台湾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歌颂陈水扁的时候，我已经开骂了。

   时代周报:那时主要骂陈水扁什么？

   南方朔:他那时贪污问题还没有出来，每天都在搞权术，阴谋斗争，我已经开始骂了。你查旧的《新新闻》可以看得很清楚。马英九是我好朋友，他的书里提到过我。当了"总统"以后投机取巧，没有胆量，我就开骂了。台湾最早骂他的也是我。

   时代周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呢？

   南方朔:没有关系啦。他们当了大官我也犯不着认识他们啦。读书人就要有这个气魄。

   "随波逐流是中国人的悲哀"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偏左的，有这么一说吗？

   南方朔:这是个在中国社会被乱用的词。严格的左派，中国人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打抱不平。但中国读书人对欧洲严格说的左派右派，不清楚。大家都不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好好进行研究。中国读书人很多是乱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是左派，在那篇文章里是右派，不像欧洲人那么严格。中国人脑筋有点乱。

    时代周报:我在香港访问痖弦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南方朔:这就是我说的喜欢打抱不平。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说是打抱不平，是不是左派不重要，欧洲人严格，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政治还是经济，左派、右派很清楚，中国人不清楚。

   时代周报:左右之分有那么重要吗？

   南方朔:在欧洲很重要，因为人家的思想训练很久了，一套价值观很清楚。美国基本上也清楚。他们的思想训练严格，中国人不严格，所以中国人都是马马虎虎。我是稍微严格一点的。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派。

    时代周报:早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南方朔:我读的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在台湾这种思想不自由的社会，英文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学说作为批判性工具是最好的，看问题最透彻。还有一点，在今天的西方校园里，马克思派是社会系很大的一派，在经济系也有相当大的实力。譬如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世界上有几个马克思经济学家绝对够资格拿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却不给他们。

    时代周报:在台湾能产生思想家吗？

    南方朔:不能。思想家绝对跟地方有密切关系。讲白一点，小地方没有思想家。大陆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比较有希望。因为地方大，碰到的问题多，碰到的问题是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看问题比较全面。台湾人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你是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南方朔: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很广泛的思想史。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有个史的看法，今天怎样，明天怎样，进行一个通观，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样看问题比较清晰。我写文章多在一个思想背景下看问题，不是看简单新闻而已，喜欢关心它背后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

   时代周报:你读书的主要兴趣在哪方面？

   南方朔:很广泛。我的文学很专业，我的艺术史很专业，看经济很专业。最近《天下》杂志说我看经济很地道，让我帮他们写经济专栏。《天下》杂志的读者是很有深度的，这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是以一门学问为基础的，你的涉及面为什么那么广？

   南方朔:看问题一定要有个通观，必须从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发现一点政治史、经济史，狭义的思想史，这都是通的。当你通了以后，你可以写政治、经济、文学。我现在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政治评论，也会写经济、文学。胡适不也说过吗？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大，要能高。高的意思就是对高端的东西要知道，下面的也要知道。金字塔底部越宽，塔就越高。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对胡适的评价怎样？

    南方朔:台湾现在有去中国化的问题。老一辈越来越不受现在搞"台独"的人重视。以前一到"五四"，台湾的纪念活动很多，今年没什么活动。

    时代周报:华人世界里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家？

    南方朔:不多。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大陆经过"文革"，有没有文学家或思想家对"文革"好好地反思过？欧洲有！法国大革命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大革命的背景写成很棒的小说。

    时代周报:台湾经过白色恐怖，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南方朔:当然没有。白色恐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你把这个特定背景、时代的关系、人性的缺点全部很细地讨论，无论文学、哲学思想还是文明，肯定是不一样的。白色恐怖，蒋介石该死就完了？没这么简单！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缺乏综合性的、大视野的思考能力，最后只好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

    时代周报:现在知识界是不是分工越来越细，但真正通的人越来越少？

    南方朔:早期是学术分工不太细，知识分子一般是什么都会的。近代知识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是美国造成的。战后开始学术分工变细了。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学术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教书很忙，每个人都只好搞自己的一行。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觉得这样的学术分工有问题，所以后来学术又出现了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变成政治社会学。古代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后来变成了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很琐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复苏了。所以说目前的学问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读书人看问题视野越来越大，学术风气变了。

   时代周报:台湾呢？

   南方朔:台湾没有，台湾学术界太忙了。这我以前就骂过了。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台湾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很忙很忙，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大陆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大陆老一辈还是挺用功的，现在年轻一辈忙得要死。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什么书卖得最好？

   南方朔:出版现在不好，卖得最好的应该是投资理财的书吧，还有健康长寿。我看过大陆的排行榜，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话题书，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最好卖的书就是话题书，投资理财，健康长寿。

   "不能谈李敖，怕他告"

    时代周报: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南方朔:"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可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书他的真正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条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很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在台湾有谁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不多，我认为我是，其他都不算。我在外面演讲说读书人一定要读很多书，懂很多知识，不是只会谈自由民主就完了。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大陆读书人大多也是不求甚解，每一次外国出现一个名词，大陆知识分子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名词搬来用。发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大陆一天到晚写文章的这些人不算公共知识分子。骂人的批评家可以算。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殷海光的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不大。

    时代周报: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他不算，他只能算是启蒙者。他的很多观点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了。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被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人物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学问，你不行；但你是个启蒙者，很多人因为你而走下去，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柏杨呢？

    南方朔:我的意思包括他，我跟柏杨是好朋友。每个时代的被压迫英雄很多我都认识。

    时代周报:柏杨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朔:讲学问，他不行。他是一个被压迫的英雄，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南方朔:我想真正懂历史的人都会有意见吧。

   时代周报:李敖呢？

   南方朔:不能谈李敖！

   时代周报:为什么？

   南方朔:李敖会告我的。我什么人都敢谈，就不能谈李敖。他会跟你打官司。我怕他。

   时代周报:你对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怎么看？

   南方朔:不错的人，是一个很标准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爱国者。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大国跑，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去美国演讲，骂美国。美国人气得要死:我们美国一直在捧你，捧到拿诺贝尔奖，你都不跟我们配合，还骂我们美国。所以，在美国没人理他。后来他回了国，从不讲自由民主的，讲爱国，他自己一个老头子花钱在俄国到处演讲，俄国人也不理他。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人理他。到了现在，俄国经过了这么多转折，才知道他讲话有道理。他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

   时代周报:索尔仁尼琴当年到台湾访问的反响怎样？

    南方朔:台湾不管这个人思想是怎样的。台湾从来都崇洋媚外，听说他得了诺贝尔奖，风头很旺，台湾把他当成明星。后来外国不捧他，台湾也不捧他了。台湾社会缺乏判断力，外国人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谁好谁不好，我们自己讲不出来。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判断力，不跟外面的世界起哄。这个老头子了不起，回国后也非常受冷落。这个人是有自己信仰的，不跟随别人的步调。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南京与中日

推荐阅读来自译言网的翻译文章（[卫报档案2002.10.24]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杀历史报道）
（提醒：该文章禁止转载）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EMILY_LAW/45391?orgin=top?m

推荐的阅读文章提到日本史学家找到了当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田伯列（Harold Timperley)。他们提出两个反对观点：第一，田伯列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他"虽然对蒋介石'一人乐队'这种独裁形式颇有微辞"，但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过工作上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那么在日本史学家眼中，就是田伯列成为"将日本推向一个完完全全的恶魔角色"阴谋的一部分。其中弦外之意很明显，田伯列的日军"屠杀"数字，完全是中国政府一手炮制出来的。第二，这些数字，指的是长江三角洲的死亡数字，但是在经过日本外务省复印交至日本大使馆处中间的处理，关于长三角的材料被略去，成为"一直被错误引用的误人版本"。

我本来觉得，当杀人成为一种屠杀时，由于性质的原因，具体的数字即使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已经不重要了。后来想想，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日本人声称只有几千名中国人被杀害，当总共只有几千名人被杀害时，如果又不是同一时间段，那么就是零散的，而且规模上就不再是屠杀，尤其其中大多数是战败的国民党官兵。文章没有提到更多的东西，我个人私心揣测，在这──我们就全部看成是士兵没有百姓吧──这些士兵应该还是没有放下武器的，没有放下武器，就证明战争依然继续，为了自保，日本人有必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因为战争必然会带来必要的伤亡，只是这亡者是敌人而已。而且战争的逻辑嘛，敌人，就不是人。至于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砍头，冲刺，剖腹，电击，焚烧，对于妇女要进行强暴，那是要从心理上使他们放弃反抗，乖乖做顺民。当然，他们忍受不了砍头和剖腹，那是他们生理上太弱了，日本军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这是出于意料之外，并非他们本来的计划。既然不是初衷，只能乖中国人命运不济。那么他们的精神是否得到转化，拥抱大东亚共荣圈，鉴于他们肉体的孱弱，自行消亡，也就无从考证了。况且，从总数上来讲，受到这些人道的待遇的，也就区区几千人──当然是从总数上说，失误总是有的，那么区区几千人的这种待遇，中国人应该感恩待德了。如果要讲国际法，优待俘虏，那日本人启不是成了共产党或红军了吗？而共产主义是犯法的，这不仅希特勒同意，美英政府也同意。既然是要不得的，那就不要得了。平民嘛，也许总会有失误──这么宏大的行动，偶尔的失误总是有的吧──那么几千人中，被误杀的平民也就不过百数来人，或许还要更少，只有几十人，如果你作为一名中国人不要感性而理性地看这个问题的话，也许就是几个人吧。几个人当然对于这场宏伟史诗般的行动太说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看，我们对你们是相当地不错的。来，吃枚糖果，剩下的也全都给你。对了，我们要照一张相。

日本人批评中国人会作假，先是共产党，后是国民党。反正中国人都是假惺惺的，中国人说的话不可信，那完全是宣传。不是说只有共产主义国家才会宣传吗？那不是，我们说的是极权主义国家。作为极权主义国家来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没有分别，都是民贼独夫，你看，台湾人不是还在反抗"威权体制"的残余吗？大陆人不是还受"威权体制"的蹂躏吗？可是中国有很多受害者啊。中国人啊，中国人都是会骗人的知道不？他们自己互相骗，而且也跟着政府骗。政府骗人民，人民骗政府，最后，人民和政府合起来一道骗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很好骗的呢！那中国人的枪伤和刀伤呢？中国人要骗人嘛，当然要像一点。有很多就是伤员和监狱中受虐待的死囚，再说，既然政府要人民骗，那当然会给报酬，为了几个钱，要他的命他都给，弄点小伤算什么？那么怎么解释国际记者呢？他们？哦，那都是和中国政府合作的，用来愚弄国际社会的。那些都是事后的操作，根本不是当时的现场录相和照相。国际社会是很好骗的。

国际社会的确是很好骗的，起码很多人这样认为。日本人不是和中国儿童照过相了吗？那些幸福的笑容，天真无邪的表情，哪里是被欺压的人民嘛，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对占领区里的中国人多么优待──虽然他们是劣等的民族！不过，他们再劣等，日本皇军也不计较，而会跟他们合影，合了影之后并不丢掉，而不嫌失了身份，拿到国内和国际上的报纸上刊登，要让这共荣的荣光从此传遍全世界。日本人是很真诚实在的，他们从来不骗人。

对于一个小国族，我们完全可以从理性上──作为中国人，我们千万不应该在自己受到伤害的事情上动感情，这样不理性，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应该从理性上理解日本皇军的那种做法。小民族要在世界立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如果一直斤斤计较于立足的话。比如瑞士人不在乎这些，他们就可以很从容，继续做自己的法兰西族或德意志族，只要国籍是瑞士就OK，他们可以不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但是瑞士人没有骨气和血性，日本人和韩国人不能这样。可是小国族要立足，确立自己的身份识别以及认知就不容易。首先，拿什么给国际展示，一个民族首先总应该有民族认知和民族自豪感，不是很多人都愿意成为美利坚族吗？虽然美国人自己不觉得自己就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德意志族，法兰西族，东非什么族，或者干脆就没有什么刻意强调的族群观念，大家都是人就好。可是有些民族不同，于是长白山是中国人抢走的了，汉字是中国人继承我们的了。虽然中国人终久崇洋媚外，自古就讲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是有些东西，中国人还真不稀罕。所以，做为一个精神上短时间内极度膨胀，但内心深处又极为局促的日本族深入到中国，从事形式上舞刀弄枪但实质上是为了解放中国人共荣大东亚的伟大事业，他们可能总觉得处处是敌人：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是肚子里的胎儿都是隐患──因为它总会生出来，而且很可能是个男孩，也就是一个壮丁是一个准军人；如果是女孩，那不得了，中国的女人多能干呀，连犹太人都给他们同化了，因此中国的女人只能强暴（注：强暴太不雅了，日本人文明称为慰安，而且发挥人道精神，几十个上百个人才只慰安一个妇女。况且这事业很高尚，因此不是只有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可以做，大和女人也从事着呢！），做媳妇都不能要，因为会同化日本人，使大和民族消亡。结果呢，只能屠杀了事──当然，不是屠杀，我们都是共荣的，屠杀只是你们政府造出来的。有没有死了很多人我们不好说，可能也有好多，有多少，你们自己去问政府吧，他们做的事，我们哪里知道？──据说宣传也是要真实尸体的，既然不是大日本帝国干的，那一定是中国人自己干的。30万算什么，60万也有可能，你们历史上不是互相撕杀，成百万上千万的死人吗？

皇军到底有多好？相信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杆秤──自然，我们的认识是政府愚弄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是政府虚构的结果。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大多是年轻人，问他们得知祖辈的关于中日战争（我们不能说是抗日战争吧？虽然我们作为应该有自尊心的民族，也不好意思争为解放战争）的记忆。确实有一个人跟我说，日本人在他们那里治安还不算坏，也可以说很好，虽然我的朋友没有用这个措辞。不过，大多数很对不住日本友人，那是相当的不幸。我自己的家乡里，确实有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据说我自己本家有一位女性也跟了一位日本军人还是伪军小头目，因此我们村人也得了不少实惠：日本人对他们还并不是很不客气，只是一般的不客气。但我自小听的故事就是大家警告，你再哭日本人来了啊？或者，走到某个地方，会突然有小朋友告诉你，某个地方你不要去靠近，因为日本人在那里用某种方式杀过人──经常是铡刀。或者村民迷信，讲某个人以某种非正常的方式故去时，会说他曾在某处撞邪，该处许多年前日本人曾经怎么着杀死过几个人。这样的故事，在我们那里每个村都有，当然，地方小，可能互相传的也有。我家搬过家，老家里有本家被日本人弄死过，迁去的村子本地也有人被日本人整死过。

当然，这些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不曾也不该算到南京大屠杀中去。甚至南京大屠杀存在于否，对于日本人来说也还是个未知数。其实我该说，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就不是未知数。他们可以很明确明白地说，这纯粹是子虚乌有。因此，虽然我同意陆川导演的看法，觉得不能够把南京人的拯救完全看成是外国友人的功劳，中国人自己也在不断地抵抗。但是，国际友人在这方面毕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合作，没有他们"自甘"成为中国政府──不管是国民党政府或中华民国，或者是共产党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他们愿意与中国政府合谋密谋阴谋，我们怎么可以"成功地"给伟大的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栽赃？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转贴：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

原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aa320100edu3.html
登录时间：2009年6月16日 23时48分55秒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博客

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2009-06-16 10:53:01)
标签：朝鲜人 像章 女服务员 阿晨 杂谈  分类：独家报道

在表演的平壤馆餐厅女服务员。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漆菲 特约撰稿杨凯发自北京、广州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2009年6月7日星期日

那年

忽然听说风声紧了，忽然听说网站维护了，然后港台的传媒有报道了，有些人的博客上在那一天不写什么，只有一个标题；有些人写一些无关风月的，可是也能看出一些什么。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什么动向吗？单位开会说大家要注意一下，稳定很重要。朋友发两首歌给我，我能猜出来是什么题材。

我是关心民主，我是关心政治。但也只是关心而已，我不参与。我喜欢的是，把民主做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如把艺术美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杨丽萍一样。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刘墉一样。其余的，我关心，可是我不愿意发声，我愿意了解，但我不愿意表态。

表态，不是一个资格不资格的问题。有关资格的问题，经常是政治问题，看你的影响力。而表态其实是不单单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权利。我没有放弃我的权利，也不会放弃，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毕竟学习历史这么久了，好歹也懂得知道的事才有发言的资格，不知道的事，知道的不全面的事，就少说为妙。

我关心台湾的事，但关于228，陈水扁，蒋介石蒋经国马英九什么的，我不发言。我有我的感情与喜好，有我的愿景，可是我不评判，不说谁对谁错。因为我不了解，我没有资格。

坦白说，关于八九年的那一次事件，在我，同我对于法轮功的态度──也不是态度吧，应该算是了解？──一样，我接触过。在法轮功被取缔前，有同学让我也加入，我没有加入，但我看过她给我看的《转法轮》，我看那书时的感觉还没有政府的宣传影响，我有自己的考虑。我在教室的外面看过那些人的一些狂热的场面。对于法轮功，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与政府不同，但也与练功的人士不同。而且，我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八九年的那一次事件，后来，我也看过国内定性为反动的敌对势力的录像。我也问过一些那个时候有参与或者正好年龄段在当时是学生，或者老师或者已经是成人的人的回忆，看过政府的说法。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所了解的虽然可以说是几方面的，但都不全面，因此很破碎。

我觉得国外的人──不管是国外的华人华侨，还是外国人民和外国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与立场──有一点，可能是误解。在国内，公开的场合，六四或者文革，这些自然是忌讳，可是私下的场合，这个已经不是忌讳了。因言获罪的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不过比起文革期间的那种──我也是看书得来的印象──应该好多了。自然，好多了，不证明不需要改进。毕竟，“改进”，有个“进”字，就是“进步”，这个已经是绝对正确不可辩驳的真理了。呵呵。但是，如果因为我说好了，就说我有奴性，也不大合适。虽然，我这个地方，只是自己在说话，也没有谁说自己。

说我自己那年的印象吧。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应该是五年级。突然有一天的，村里电视虽然还不多，可是有电视摆到家门口了，一堆大人围着看，有人说北京乱了，要杀人了。这个杀人，指的自然是暴徒要进攻北京了。或在北京闹事了，有大人开始关心在外面读书的孩子。其实我们那时在外面的，现在想想，好象也只是一个在临近的，我们地区的中心城市读书的孩子。我们那里离北京其实挺近。可是大人们人心惶惶的。我们，作为孩子，是不关心这些事的了，大人们关心大人们的，我们依然玩自己的。电视画面，好像大人们也没有禁止我们看，我们只是围不进去而已。

电视能看的，当然只是中央台，他们看到的，也只是那些画面。我想说的并不是政府掌控舆论。而是，我要说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的生态背景。更早前四五年的样子吧，或许还不到，村里突然传来一封神秘的信，家家都惶惶的，那信说在某日某刻，全家都不能出去，说是村里的水都会出问题，还是什么的，反正神神道道的，说是会灭亡会死人有神了有鬼了还是有妖了，我也不知道。村里人迷信，虽然破过四旧，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人信。下了一场很大的雷雨，就有传言说有一个青蛙成精了，是雷公要批青蛙精的。就是那几年的事。再后来，或就是同时，我们那里也一直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的，可见，不知道城市里怎么样，我们村子里，经历了一场一场的，运动公社三反五反文革四旧什么的，还有原来的迷信，真是一场一场的，没有消停过。在这个场景下，北京乱，我觉得在大人们的心目中，是让人着急，但是不至于向后来我听到911事件那么惊恐或说惊讶。

后来就在我的印象中渐渐地没了。上了初中，可能是两年后，班里传过一本北京动乱的小册子，上面有图片，有被迫害的解放军的尸骸，很恐怖的样子。翻过了，也就算了。心中没有太大的恐怖，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可能就觉得离自己远吧。倒是听说有另外一本小册子传，一个男孩说《曼娜回忆录》，他看过，给我们讲一小段其中的情节，我们听得一愣一愣，当然也脸红，假装不听。他也只讲一点点。这本小册子我们当然没有传到班里，后来知道是很早很早文革间吧传的小册子，而后来情势突然大好到公开出版物里的情节比这些都下流更多，或说开放更多。这些革命的，或说下流的东西，都只是一阵风，在小孩子的心里都过去了。

到今天，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段历史，其实要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难。只要把当时的报纸，公开出版的报纸按照时间顺序看下来，就应该知道、读到、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任何事，都是有前奏的，有过程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如法轮功，我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信，去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之前的中功、香功、很多很多功，很多特异功能等等，都已经起了一个滥觞的前奏作用了。六四的事件，不是在之前也有很多学生的游行示威吗？性质可能不一样，但我觉得红卫兵那种形式，那种鼓励的作用还是不容否定的。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转贴：我的琐碎费时的民主生活（闾丘露薇）

转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0ds4d.html
我的琐碎费时的民主生活(2009-05-31 11:21:46)
标签：民主 投票 杂谈 

版权声明：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bc79a4eedea493b

 

搬到新居，院子里面总共六户人家，和别的小区不同，没有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就是每户代表，每户每月交一笔钱作为管理基金自我管理，支付所有在公共地方发生的费用开支。

每一笔的开支都要大家讨论之后才能决定。比如是不是要请人每天清扫门口的落叶，大家开会讨论，有的建议，不如让各家的外佣每人一天轮流做，可以节省这笔开支，有的不同意，毕竟这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有点剥削的意味；有的提议不如把这笔费用让他们分摊，算是赚点外快，不同意的就认为，虽然身为他们的雇主，但是不能够擅自为他们做决定，还有的担心，因为风力大小每天不同，工作强度会有所不同。总之，为了这个问题，讨论差不多一个小时，最终决定，还是把钱给外面的清洁工赚好了。

那天的会议开了差不多一个晚上，终于还决定，因为台风刮断了花园的铁栏杆，应该要修理了。我是个急性子的人，马上上网寻找有关的装修公司，对方来量了尺寸，报了价钱，发了邮件给各位邻居，做了投票表格贴在大门口，只是几个星期下来，只有三户人家投了票，正好百分之五十。

这样一拖就是半年，期间家人提醒我，该追追维修的事情了，想想自己刚刚搬来，中国的外交之道不是”不打旗，不扛头“吗？中庸之道，肯定有利于保持睦邻关系，于是保持沉默。只是看着残缺不全的花园铁栏杆，总是有些担心自家的安全问题。不免对于这样的过程有点点抱怨，有点怀念民主集中制，有人肯做个决定，肯定有效率的多。

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有坏处，六户人家各有所需，不管怎样的决定，都不会满足所有人家，时间一长，矛盾累积，不和谐。关键是如果遇到大事情，不团结，可能大家都没有好处，搬走的主席就曾经绘声绘色告诉我，当初他们是怎样合力阻止政府锯掉门前的那颗几十年的大树。而这种邻里气氛，也是当初吸引我们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终于，大家再开会了，原来的主席搬走了，所以首先选举主席。大家先进行口头讨论，看到没有共识，于是投票。很惊讶的看到身为秘书的邻居已经准备了不记名投票的选票，上面还用中英文写清楚了规则，每户一份。投票，唱票，新主席出炉。为了逼自己尽一点点义务，同时也希望改善工作效率，举手自荐做了秘书。

关于铁栏杆维修的事项又从头开始，一个星期之内，身为秘书的自己，受主席委托，找到了三家公司的报价，用电子邮件，门口公告催促大家尽快选择。出师有名，加上忽然明白，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不是等待别人为你做什麽，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什麽。只有主动参与，才能够有改变。

各家的回应这回很快，没有回应的，则提供了新的报价单，更价廉物美。于是让各家重新考虑。当然，决定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些。不过已经下了决心，这回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前两天，收到主席的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一叠表格。原来在香港，成立业户委员会属于结社行为，需要向警方报备的，包括成员变动名单，以及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当然，只是报备，不是报批，警方只有管理责任，没有核准的权利。

签名，填写资料，邮寄，对于我这个怕麻烦的人来说，由点点头痛。我还以为当个邻里之间的秘书也就是举举手而已，没有想到如此正式。家人笑我：恭喜你，找到一个组织了。
发帖者 时间： 没有评论:
订阅： 评论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