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娜娅是不是恐怖分子，与七五事件有没有关系，真相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从知道。我只相信一点，就是在那一事件中，有很多无辜的民众罹难，中间既有汉族，又有维吾尔族，另外作为首府，不幸遇难的难免会有回族、哈萨克族等其他同胞。不管背后有没有黑手，事件本身体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性和针对性。国外也好，国内也罢，甚至官逼民反也罢，民逼官压也罢，事件的悲惨已经是一定的了。虽然后续如何发展，我们还无从预料。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强调施暴者的民族身份。身份只是我们的一个标识，在更深的层面，我们都是人。尽管身份总是成为事件发生的动力或影响因素，然后要真正化解，还是回归人的本质一途。热娜娅如果要说自己委屈冤枉，只能说她身为主张新疆独立的世维会主席，让人不联系上，也能难。而且她在事件发生后的言论，其实事件本身与她毫无关系，我们也不免对她生厌恶之心。另外，在中国政府内部以及国际都很少谈论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时，她还用"共产主义制度"来与台湾政治人士"对话"，表示她的"担忧"，未免有点太过积极主动了。
台湾政府出于何种真正目的拒绝发给热娜娅签证，我们不知道。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想来当家的人也很犯难。因为在主权要求中，新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违宪的。台湾政府与达赖见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达赖说他从来不主张独立，只是要求"适度"的自治。当然，台湾政府要员与达赖见面时，双方一直强调的是达赖的宗教身份。世人再怎么不信，也勉强可以让他们把这场戏演下去。但热娜娅是明确主张独立的，因此只要台湾一天实行中华民国宪法，热娜娅就是中华民国的当然违法人士，是分裂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是不是一定就是恐怖主义，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只要违法，就有权逮捕、或驱逐。要不实现这一点，除非修宪，或者如台湾那样，有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而且这个党民主的要鼓吹台湾独立。但吊诡的就是，这个宪法不允许的运动，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外来政权"的原罪下，一直以来十分地理直气壮。政府不但不能动，而且还要某种形式地保护，以显示自己的民主本质。
民主本身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虽然也强调对少数人的尊重。我们只看到中央政府对主张台独的少数人的尊重，却看不到多数人针对那少数人的暴政。当然，那少数人天天在声称自己遭遇着暴政。民主本身当然也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尤其是这种民主是部分地区要宣布自己从整个国家中分裂出去的时候。美国就是与英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才独立的，当然美国情况有点特殊，因为英国只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地盘，并不认为美国人就是平等的公民，他们不过是殖民地而已。但美国内战中，少数派南方州要执行自己的民主自决权的时候，就碰到了多数派的北方人不要国家分裂，从而大动干戈的事。当年南部如果胜利了，今天他们就也可以缅怀和称颂先烈的英勇和民主价值的可贵。然而南部不幸输了，这民主自决的权利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多数人暴政的合法性。甚至冲绳人自己现在也并不觉得受到了外来政权日本的暴政，要独立。
民进党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也没有什么错。在两党制下，本来就需要一个反对党的角色防止国家的暴政。任何现代政府，不论几党制，有效的监督都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批评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大陆的现政府，也是从是否有有效的监督入手的。中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也从来不会忘记有效监督这一块。但是如果像民进党这样，忠诚到只要是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民进党就要反对；只要国民党政府反对的，民进党就要赞成，那无疑让人想到毛泽东当年的论述，"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坚持；只要敌人坚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说法明显是一种敌我论，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觉得有点过于极端了。何况，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真的就要坚持这种一味的敌我论吗？既然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前提当然是一个国家，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有些交集不好吗？民进党再坚持台独，与国民党在一隅小岛上，起码应该是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与伙伴关系吗？难道真的要如此水火不容？许荣淑女士创立人民最大党，在哪个国家，不是人民最大呢？难道人民中间自己就是水火不容，不愿共在一片蓝天下？
民进党怎么做是它的自由。比如台独，比如支持疆独和藏独，甚至到大陆内部打入，挑动鼓励然后支持大陆内部分裂，如李登辉一样，反正大陆这么大，干脆每个省都独立好了。每个省再分裂成两三个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既然这样做，也就当然能想到不仅会受到绝大多数大陆人（绝对到几乎所有人，最起码是所有汉族回族和满族）的反对，也会受到大多数台湾人（我们这里就不说绝大多数了）的反对。就要有面对的勇气。
民进党是很有勇气的，从这次"知难而上"的种种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只是奇怪，以"民主"和"进步"命名的民进党，以人民为最终依归的民进党，在自己进行种种所谓人权自由民由普世价值的英勇行为时，有没有真正地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民进党人士不认大陆人民为同国同胞不要紧，台湾人民总算是他们的同胞，算得上他们要为之服务为之代言的"天"了吧，有多少比例的人民授权民进党做这样的事了呢？民进党安抚台湾的商界人士说，我们要勇敢，不要为对岸吓倒，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们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就牺牲自己的使命。听来让人觉得衣着光鲜得堪比任何最伟大的政治家，这样看来，民进党不但在代表台湾人民，而且在引领台湾人民，人民想不到的，民进党可以为之想到，对之进行教育，就像一个先知一样。
这样说来，民进党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政党。以前总看到人民批评台湾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从民进党对人民的主动代表与政治教育来看，这话却没有说对。民进党内看来政治家不是说没有，而是多到数不清。只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到选举一到责任，他们又口口声声地开始代表了台湾人民，说他们的主张全部来自于台湾人民，哪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又成了一切创意的来源。民进党可以批评大陆政府的代议制是强奸民意，难道他们的主动代表台湾人民是被民意强奸了？
《爱的十个条件》有什么了？没有什么，大陆没有台湾民主，大陆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大陆人民自己也承认，虽然如果他们想看，他们也会看到很多中共视为洪水猛兽一样的禁片禁书。但是民进党全党动员，在十一国庆节全台一起观看，摆明了与对岸唱对台戏，这种做法是在表现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是摆给谁看，是在消费谁？大陆人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民进党来启蒙，不过在受了这么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在大部分大陆人民都成为在地的香蕉之后，一次除了体育新闻节目外没有几个大陆人关心的海外火炬传递不但使大陆人绝大多数愤怒，而且使最外黄内白的香蕉，那些海外留学生们成了最激进的一群爱国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怎么叫都无所谓）。这些，在不要做中国人的民进党人看来，应该很费解了吧？
南方朔觀點－高鐵案：一個剝削到底的世界樣板
2009-09-22 中國時報 【南方朔】
隨著全球財經結構的改變，古典的剝削現象無論在型態與規模上，也跟著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乃是資本流動更加在全球暢通無阻，一個在各國賺取成長果實的全球資本利得階級已形成，並日益壯大。
其二，則是公司財團在私有化及參與公共建設的名義下，將國家納為剝削對象，這是個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公司財團是透過掏空國家而間接的對國民做著剝削。
也正因此，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遂指出，這樣的機制乃是一種「剝削到底的烏托邦」。它造成的結果，乃是貧富差距的日益無限大，政府債務也跟著無限大。由於工程、交通、保險、醫院這些公共利益部門愈來愈公私不分，權責不明，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內聚力也漸趨蕩然；再加上長期失業的固定化，以及工作機會的不穩定，社會儘管日益不公平，但這種不公平只會造成人們為了自保而更加的自私自利。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她的話所指的，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只有單獨而驚恐不安的個人，每個個人都已被馴服。
以上這種新的剝削圖像，指的就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八○年代擴及歐美，一九九○年代後散布到各新興經濟體的所謂「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乃是一組意識形態，它表面上將古典自由主義裡的「個人」概念神聖化與美化，但它說的「個人」，實質上只不過是「公司財團」的代號；另外則是政府的職能裡，除了軍隊和警察權外，它都一律加以醜化，認為政府必然無能。在這兩大編造的前提下，它遂推演出一串說辭─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即財團化）。政府的工程、醫療、機場道路、休憩文化設施，甚至包括監獄，都應委交民間辦理，認為這樣才會有效率。在這些說辭的包裝下，資產階級遂取得了掏空國家的話語支配權。
新自由主義的這組意識形態，在一九八○年代末進入台灣，由於它符合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氣氛，遂很快的就有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制定，以及各種BOT等的出現，迄至目前中央與地方大大小小的BOT案已約七百件。由許多重大BOT弊案，如北投纜車BOT案，南港展覽館BOT等，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BOT已成了政商勾串利益輸送的最佳快速道。任何工程只要掛個BOT的帽子，政府就可撇掉責任而與財團上下其手。BOT的政商勾串，選舉綁樁，對促進公共建設少，養出了一堆財團則真，財團透過BOT來掏空國家，間接的對國民做著規模空前的剝削。
而台灣所有的BOT案裡，最壯觀的當屬高鐵BOT案了。高鐵乃是整個台灣政府一切力量都不一定辦得好的重大工程，但卻草率的決定BOT，當時競標的「台灣高鐵」或「中華高鐵」其實都不夠格，都是小孩玩大車，用雜貨店去經營大百貨公司。如此草率的BOT，難怪搞了十年下來，政府會由零出資變成實值的最大出資人了。高鐵搞到今天負債四千六百億，這個爛攤子已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移植台灣最大的失敗樣板。若干年後全球經濟學家討論新自由主義時，已勢所難免的一定會把高鐵案做為解說的特例。
由高鐵案我們已看到台灣BOT案的失敗，也正因此，在沒高鐵案時，焦點已不能只放在這個案子本身，而應將全台灣BOT案做一次總清查和總檢討。新自由主義的BOT概念，在意識形態上即值得懷疑，縱使要採行，範圍也應嚴格設限。而在台灣，政治與商業缺乏紀律和權責觀念，當我們以「撿進籃子就是菜」的態度來搞BOT，難怪不但不能促進公共利益，反而因有如此便利管道，而讓貪腐、賄賂、掏空國家等行徑更氾濫了。
因此，在高鐵出問題的此刻，我們的政府已應全面檢討BOT了。而更重要的是，台灣過去那種動輒拾人牙慧的政策思考模式也應調整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 "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 "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 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转载自：黄章晋博客
听到乌鲁木齐发生了暴亂，心里面一直无法平静，一天都在不断的搜寻各种信息，无法静心工作。因为这里，对我的意义，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园。
网上言论铺天盖地，有过激的，有平和的，但是我想，对于这里大多数的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甚至连想象都会出现两种极端，或者认为那里的人都在住帐篷，或者认为那里和其它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有心人，也只是从网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据
虽然已经有九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我想大家经过这两天，对乌鲁木齐的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乌鲁木齐，现有200多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各项统计数据放在城市堆里都不算显眼，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项数据却和别的城市不同，那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城市（即使是北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少于农村的。
这个80%的指标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说明，乌鲁木齐是一个完全移民化的城市，而第二个，更重要，乌市更是一个几乎由平地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的城市。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大量的投资，才可能造成这样悬殊的城乡人口比。
实际上，自从49年中央政府进疆之后，便开始了持续的汉人进疆活动，一开始是王震的一兵团分赴新疆各地，然后就地驻防.
不过在整个五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为这个时间段来新疆的人，都基本是零散的，.我父亲的单位，有八千职工，五十年代来的很少，问起他们的经历，一般都会自称为盲流进疆.
而占单位绝对多数的职工，则是六十年代来新疆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63年到66年间，因为66年之后，再来新疆的人，就没有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了（家母正好赶上这个点，于是虽然有工作，却是集体所有制，一辈子都十分郁郁）。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即入伍、复员转业、不愿意回家乡、然后就来了新疆。
而复员转业的军人，似乎来自各地的都有，但是最多的是陕西和四川，甚至到现在，老陕和川帮的斗争仍然在很多单位里反复出现。
在六十年代之后，新疆的移民就基本上停止了，不过这批人是有组织的移民，而且带有半军事化的性质。
现在，大家知道新疆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当初新疆的兵团要比现在大的多。现在的兵团都是一些农场，又叫农垦兵团。而在80年代之前，新疆的大部分工业也是兵团建制的，新疆现在的很多局前身都可以追到工业兵团的某个师。可以说，新疆的汉人大都是兵团的后代。
比如父亲的单位，是建筑公司，而在80年代的很长时间，都是以工一师工*团*营**连这样的名称存在，然后才改称新疆第*建筑公司*工区*队。虽然他们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摸过枪，但是这种建制，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准军事性。
当父亲们复员转业到新疆后，自然就遇到结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托朋靠友，从内地介绍，而当时的政策，这种婚姻的女方，仍然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政策的取消应该是66年或者是67年。
于是，大批的家庭就这样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婴儿潮，这一点倒和全国同步，在64年到78年间，无数的家庭以平均4到6个孩子的速度生育着中國的人口，一举将中國人口推过10亿大关。
这批第二代，就是现在新疆汉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这些第二代而言，新疆就是家，而父母的出生地则十分遥远，虽然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会说自己是陕西人、湖北人或者四川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新疆的印迹都已经被留下了，因为一生的记忆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介绍过，最早的乌鲁木齐其实很小，城外就是戈壁滩了，好在有一条河从天山流下来，叫乌鲁木齐河，经过人工修筑之后，宽阔的河滩被约束成了和平渠，而原来的河滩则被改建成了公路，如果看地图，就会看见，城市被一条道路纵贯南北，这条路就叫河滩公路。而其实城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南北展开。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个城区，而最主要的城区还是原来那三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这三个区里。
在父辈们刚来到乌鲁木齐时，这里就是南门北门那么大的地方。自然容不下那么多单位，而各单位唯一得到的政策，就是城外的地方随便选，于是大家采用的差不多是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出各自的红线，然后在里面开始盖房子。从半截在土里的地窝子到土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即使你现在去乌鲁木齐，仍然会发现很多地名实际上是一些单位名，比如地质局、物质局、二建之类。我们一般都会称单位的住地为院子，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等到我们懂事时，乌鲁木齐已经很大了，北边越过了红山，发展出很大一片新市区，南边则一直可以到雁儿窝列士陵园。而实际看来，乌鲁木齐就是一座汉人的城市。在八十年代，曾经由政府下过一个通令，所有的牌匾上必须写上维族文字处理。这大概也是成立民族自治区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结果吧。不过对于小商铺而言，想让装修工翻译出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确实很麻烦，所以现在的大街上，仍然是到处都只有汉文。
我在这上面，好象多次说到八十年代，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新疆的汉人的感觉中，维族人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也很善良。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也都在说，是汉人把他们带坏了。父辈们流传着六十年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是说一只钢笔换一头羊，或者一个什么小物件可以换两面袋子杏子。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变，也许，今天的悲剧确实是那时候种下的。
而在这之后，维族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变的凶恶起来。强卖现象就不说了，这是每个汉人都会遇到的。打架时成群上，不管有理没理。应该说，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和维族人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场买牛羊肉，还有买葡萄干，还有好多土特产，都是和他们打交道。当时的说法就是，在他们那儿买东西，要就是问一下价不买，如果是讨价还价了就得买，不买的话，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点，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比如维族人的刀铺里，他们经常会拿着刀在你眼前比划，似乎是威胁，又似乎不是，反正好象你硬一点也就过去了。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市，随处可见维族人，也随处可见汉族人。就象这次出事最严重的二道桥（就是国际大巴扎），当时，初中的我们，也是成群结队地过去玩。
但是，当我2000年回去探亲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闲着无事，就决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桥，经解放路到南门，曾经是我们最常走的地方。然而这么长的一段路，竟然发现全是维族人，而很少见到汉人了，所有的店铺都是维族的，甚至连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维文。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恐惧中走完这一段路的。而当我走到南门之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大片的汉人区。一街之隔，对比之明显，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所谓民族的融合，说到底就是双方自由往来，那怕相互之间有矛盾都不要紧。而最差的情况，就是双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来。而乌鲁木齐，经过多年所谓的民族团结局面之后，反而真正的形成了双方民族各自收缩，集中聚居的现象。
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google地图，看一看乌市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
乌鲁木齐的道路中，最明显的一条，是外环路，大家找到外环路的南段，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然后再找河滩路（南路）。以外环路和河滩南路的交叉点为中心，放大地图。然后，就可以看见更细致一些的布局，东面的第一条路，是新华南路，再往东，是解放南路，再往东，是外环路（东段）。再向北，找到人民路。维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实际上就在新华南路、外环路（南段）、外环路（东段）、人民路这四条路的范围内，而解放南路，则是其核心区，如果你看了新闻报道，就会发现，所有出事的地点，也都是以这个范围向外扩展的。
解放南路，由外环线到人民路，是很长的一段，前面说了，解放南路上已经看不到汉族人了，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辆公交线路还是会经过这里，更不幸的是，当时正应该是下班时间。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惨境，那些能够躲到武警队伍里的，是幸运者，或者说，在解放南路上的，恐怕还多数是幸运儿，而那些在小街巷中行走的人们（这个圈的外沿，仍然住着很多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当暴徒们向他们涌来时，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本能的警惕和畏惧（这种本能是几十年生活的经验），但是当英吉莎小刀划破他们的喉咙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命吧。
暴亂发生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那边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死这么多人。这边炸两个车，杀一两个人是常事儿，但是聚众游行发生骚乱，好象还是自八十年代最后那一年之后的头一次。
那一年的事，其实不用说了，内地闹的更凶，新疆自然也一样。大家都在人民广场示威，不过，当学生们发现，竟然有几千维人也来凑热闹时，就知道势头不对，不能和他们搅和，立即撤回学校去了。而果不其然，没多久，维人们就忍不住本性，冲进了市政府，将所有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也由此开始了这里长期的动荡过程。
ZXB说，这次行动是由境外组织策划的暴力活动，这个结论真的不太对。要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局势下，想通过针对平民的暴力来促成地区的獨立，不但达不到结果，反而只会起反作用，让那些支持者们都无法再支持。科比娅老奶奶，毕竟还是个上等人，大概确实只是想让新疆的维人们，站出来，表明一下态度，起码不能对内地的那件事毫无反应，因为这也不附和维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说，科比亚就是要让维人去杀汉人去把乌鲁木齐砸烂，这个就是十分的错误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短暂示威之后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头维人的本性暴露，因为，由古至今，他们还从未有过不把和平示威变成一场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有不可避免性，还因为，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日，则是集中的。街头几个维人将一个汉人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开始的义愤到现在的麻木，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大常态。这也是我们举家东迁的重要原因。看来我们走对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不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全面的，从工作职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层的"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其实这些政策，对于个体的有利，却造成了对民族整体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宽"，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败类，对这些败类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种优胜劣汰。而如果针对民族之间搞什么不平等的话，受益的是坏蛋，而受损害的整个民族。在河里的争论中，无数的人为民族倾斜政策鸣不平，说这对于汉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这些优惠政策是如果在多年之后，使得维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地丧失了社会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汉族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什么的，维人也会放假，而维人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汉人放一天）、肉孜节，维人放假，汉人不放假。大家都会说，这真他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即使维人放假了，汉人依然可以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
而再实地的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矿企业，领导层中，都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指标是定的。但是，也只会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人其实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那时我曾经在炼油厂工作，在基层员工中，几乎很少有维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练的汉语，而那个维人的厂长助理，在讲话时坚持用维语，可想而知，他能在厂子里获得多少威信。
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义、奎屯，只要有工矿企业的地方，就是汉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岗位都是汉人占据，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里，维人都是很特殊的，他们可以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而且不扣工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而这些维人，其实都是维人中最出色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大学出来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所谓的优惠，造就了现在这种个体上占优，而整体反而被排挤的现象。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在很多国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国对于解雇劳工的约束。优惠政策实际上将一个群体的弱势给突现出来，让主体社会见到这个群体，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个体区别对待。在新疆也是一样，企业招工，是需要考虑民族，但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以这个政策作为上限，多一分优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业，15%必须是少民，那就是15%，养着他们就行了。其实如果是计划经济，这样还会有成效。问题现在国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了，私营企业绝不会管政府的这些规定的，除非是政府给好处。就象这次的韶关事件之后，我想就再没有企业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维人的传统是农业和商业。但是正是因为"二少一宽"，造就了汉人对于维人强卖的印象，而这种印象造成汉人根本就不和维人做生意。而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压缩了维人的商业活动，维人的商业，主要是土特产、手工艺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土产批发店，几乎没有了，改换后的门面，基本是买工业品的。仔细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干能顶的上几筒油漆的利润。自此之后，维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自由市场中，并且越来越集中在那么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门批发市场，还有上次着火的国贸城中，还有整个火车站附近的几大批发市场里，内地来的商贩们，最早以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方式批发零售各种服装、小手工品，现在大的已经开了店面。可以说，这是个纯汉族的领地，汉人的第二代们，其实也没有铁饭碗可端了，但是大家从这里批发东西，然后开各种店面去卖，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这里拿货。这是一个完全越过当地经济结构的商业网络。但是背靠这一经济网络，你可以想象汉人将比维人拥有多大的优势竞争力。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很多古旧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这种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着维人商业的进一步退缩。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很小的凉皮店，那曾经是大十字最兴盛的店面，每天买凉皮的人排着队。但是随着大十字的改造，这家店不得不搬到现在这个称不上商业街的地方，惨淡经营。也许，咱们可以说，全国的城市改造，都造成这种结果。但是在乌市，维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维人的店铺不断减少，而汉人的店铺不断增加。
法之所以为恶，在于其导人向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话，"仓廪足而知礼仪"。我不知道，在这一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维人到底有多少失业，但是从市面上那么多只有汉字没有维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维人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而这种冲击，将大批的青年维人推向街头。所以，如果你说维人比汉人暴虐，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民族来说，其实决定这个民族特征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极端特征，而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比例。一个拥有更多街头少年的民族，自然远比一个大多数在为挣钱和学习而忙碌的民族显得凶狠的多。
应该说，给少数民族加分，给企业设定招工比例，这些都是对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的一种补偿。无论这些政策有多少反对声，基于国家考虑，我们都是应该给予的。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白人在说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国人在说北非移民，德国人在说土耳其人。都是说国家给了他们太多的优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受照顾人群绝对的贫困，似乎除了在街头争斗中之外，他们百事无成。
而且，这些优惠其实真改变不了什么。民考民根本就与汉人无关，而民考汉，对于一个不同种族的考生，对于一个语言不通却希望融入的考生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鼓励（当然对于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毕竟，连孔子都说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终，我也看不出，他们会占什么优势。不够分数的人，都会先去民族学院上一年，那里，本来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在内地的各大院校里，那些民考汉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团打架虽然不对，但是并不限于维族学生，前几天，我的同事一样在宣扬他们海南人在学校的同样的壮举。
最新看《新宋》，说其实自古以来，对归化的少民历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一种如汉唐，奉而养之，一种如晋，视如奴婢，不过好象就是晋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么多民族仇恨，才会有那么华丽丽的血时代。何况如果真把中國历史看一遍的话，其实汉唐那些归顺的番人，反而是国家政权最忠诚的保卫者，无论是金日蝉还是阿史那社尔。既然我们不想去学当后清，那么也就不要想着去屠族这种事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二少一宽"的政策，因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法。人之所以从万物中脱离出来，就是因为"劳心者制人"，即智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强个体对弱个体的侵害。可以说，任何的与此相背的法律，都会是恶法。
前天理发时，和理发师聊起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谁学习好，而是比谁进去的次数多。我说，这其实只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标准罢了，街头少年自然有与学校少年不同的标准，军队还以谁杀的人多为标准呢。那些优惠政策虽然很让汉人不平，但却是针对学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宽"政策则是来纵容街头犯罪的，我不知道这一政策出于什么考虑，甚至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则，因为在当年看过一片文章，那个亿万富翁的纽约市长（或州长），上台之后大力宣扬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认为街头实际上就是"破窗子"法则，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没有补，自然就会有第二扇。
当经济改革政策将更多的维人赶向街头时，"二少一宽"政策却又在为这些维人的犯罪开绿灯。打个人没事，捅个人也没事，杀个汉人也没事。其实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恶，广州的那些"背包黨"以前不也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每个城市街头的罪犯，不管是汉人还是维人，说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职造成，如果他们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吓住，而没有实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这许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将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联系到一起，而这两个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们拥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实，人思维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将群体中的一个代表的光荣看成自己的荣耀。比如看着姚明球打得好，个长得高，自己也觉得好象长进了不少。其实你1.67的个，即使姚明长的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想到这一层，下次当姚明得了什么荣誉，我还是会觉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是姚蜜，并且不喜欢天涯杂谈。这种思维，叫群体无意识也罢，叫从众心理也罢，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然后对于社会性而言，有一条理论，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那么至于真象是什么样子，那就不重要了。
乌鲁木齐的暴亂就是这样的，ZXB说的对，确实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万维人，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能够举刀杀人的都是极少数（所以即使战争时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没有人会这么看，就象我们见了姚明得好处我们也瞎高兴一样，我们见了这些维人杀汉人，就会把帐算到所有的维人头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对我说，维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见到维人，我还是会由心底里生气。我想，新疆的汉人肯定会是这样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维人感觉到这种想法之后只能会和汉人更远离，即使那些想亲近的也不会，因为人都有尊严。为什么兵强马壮的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撤离之后连一天都挺不住，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尊严，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称为汉奸。
所以，这一场的暴亂无论对汉还是维都是一个悲剧。其实维族的獨立意识根本就不怎么强，因为历史上他们也重未建立过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说库尔德人的悲剧，拥有5000万人口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维族也差不多。所谓民族獨立意识的增强，是二战之后美国体制下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二战之后小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大的国家还有往小里拆的想法。甚至出现了獨立的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发达地区希望獨立出来，不和那些穷哥们一起过（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领土完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其实造就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于强势民族，也能够生存，而且小国家更易生存，起码对于上层领导者来说，做一个国家元首肯定比做一个省长强。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很多分离意识都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宣传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围全是说獨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而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满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儿买的书我都不认识，但那种情绪能够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儿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条街的建筑，几乎还都是以前的老样子。有人问，那儿难道没有警察，说实在话，真没有看到，问题是，你在汉人的城市里，走过三个街区，又能看到几个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暴亂就是暴亂，暴亂就有暴亂的解决方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韶关的领头者要杀，而乌市的暴亂中所有的杀人者，也一样要杀。只有这样，才能将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将天平摆回来的根本做法。问题是，有司们，能做到吗？
前面，我曾经发了一篇聊斋上的小文《盗户》，现摘给大家看看。"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将这个盗户，改名维人，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状况。"二少一宽"的政策错了，纠正是必须的，但是以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变吗？其实何止是民族矛盾，我们的葫芦官们，又判了多少葫芦案子，远的不少，最近福建的那个医闹的案子，不也是这样。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上文是摘自《晁错论》，其实我们的国家，无论成立时间还是发展，都已经到了汉景唐玄的那个时代，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已经谢世，而下一代承平日久，见血光不知所往。二战的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战，也不怕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在何时运用，知道生命珍贵，不是韭菜，但是更知道，要想获得持久的和平，有些人的头，就是必须要拿来示众的
其实上一代人已经将那些血腥的事情做了，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公平的政策执行下去。"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最重要的是，国家更应该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哪些人，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柱石。
来源：西西河社区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90099
作者:河蚌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7-07. | 添加评论 | 6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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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http://culture.ifeng.com/popular/leisure/200906/0625_4092_1219704_2.shtml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读书人就要有大气魄"
"谁有权力就骂谁"
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南方朔
时代周报:当年创办《新新闻》杂志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
南方朔:在一个变化的社会，新闻工作者一定希望参与这个变化。于是我们做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比较前卫、自由派的杂志，而且《新新闻》在当时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
时代周报:《新新闻》见证了台湾慢慢开放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情？
南方朔:台湾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像我这一代台湾人，是看得最多的，老一辈没有看到后一段，小一辈没有看到前一段，我们是全部看到。十大建设，开放报禁、党禁，美丽岛事件，蒋介石、蒋经国死掉，我都是全部看过的。
时代周报:你最近写了一篇讲蒋经国的文章，在台湾几任"总统"中，你对他的评价最高。
南方朔:这是民意调查的结果。蒋经国的贡献是，台湾从一个很穷的社会在他的任内慢慢开始富裕，经济发展，有重大建设。你骂他也没用，他的成绩摆在那里。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报禁和党禁，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一开放就停不下来，后果是完全算不到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时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大势所趋。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有反对党，报纸可以大鸣大放。当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今天，副作用出来了，政党、媒体乱七八糟，这是当时算不到的，有好有坏，但是非开放不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西方也是一样。开放就一定出现副作用。人们吸取教训，改过缺点。例如美国的报纸，在早年的时候煽动战争，尤其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那真是报纸搞出来的。现在的报纸还敢煽动战争？
时代周报:你对台湾的民主进程非常关注？
南方朔:对啊。我全部关注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国民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民进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属于第一线。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这次5·17呛马活动？
南方朔:现在台湾骂马英九，第一名是我。我是天天骂马英九的。马英九这个人讨好、媚俗。他运气好而已，没有能力，没有胆量。我对他意见很多的，现在只是北京帮忙，台湾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马英九声望又起来了。
时代周报:那你对陈水扁怎么看？
南方朔:更要骂啊，更混蛋嘛！
时代周报:陈水扁当年当"总统"是曾经给很多人希望的。
南方朔: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
时代周报:你估计陈水扁会被判有罪吗？
南方朔:当然！
时代周报: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南方朔:这是因为台湾法律出了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法律不严格，违背常识。陈水扁说:我一切的问题都是政治献金，不是贪污，你要说我是贪污，好，拿出证据。贪污证据很难拿的，一定是我把钱给你，然后说我把钱给你，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要有录音、字条。你拿这么多钱，那么多好处，这就是贪污！可是台湾就说:证据！证据！拿不到口供、拿不到字条，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可是有几个案子，是白纸黑字，跑不掉的，国务机要费是跑不掉的。很简单，假如我是统治者，我是法官，别的事情你们去查，确定的部分先判。现在的案子却拖拖拉拉。
时代周报:你对马英九批评得那么厉害，还批评政界的哪些人？
南方朔:我跟马英九也是好朋友。以前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我是骂陈水扁的。我跟陈水扁以前是好朋友。
时代周报:你跟陈水扁做好朋友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南方朔:对。陈水扁做"总统"，找人去总统府演讲，第一个人就是我。他5月20号就职，我6月11号去演讲。我跟他是好朋友。陈水扁当政以后乱搞，所以在台湾最先对陈水扁开骂的人是我。台湾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歌颂陈水扁的时候，我已经开骂了。
时代周报:那时主要骂陈水扁什么？
南方朔:他那时贪污问题还没有出来，每天都在搞权术，阴谋斗争，我已经开始骂了。你查旧的《新新闻》可以看得很清楚。马英九是我好朋友，他的书里提到过我。当了"总统"以后投机取巧，没有胆量，我就开骂了。台湾最早骂他的也是我。
时代周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呢？
南方朔:没有关系啦。他们当了大官我也犯不着认识他们啦。读书人就要有这个气魄。
"随波逐流是中国人的悲哀"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偏左的，有这么一说吗？
南方朔:这是个在中国社会被乱用的词。严格的左派，中国人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打抱不平。但中国读书人对欧洲严格说的左派右派，不清楚。大家都不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好好进行研究。中国读书人很多是乱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是左派，在那篇文章里是右派，不像欧洲人那么严格。中国人脑筋有点乱。
时代周报:我在香港访问痖弦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南方朔:这就是我说的喜欢打抱不平。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说是打抱不平，是不是左派不重要，欧洲人严格，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政治还是经济，左派、右派很清楚，中国人不清楚。
时代周报:左右之分有那么重要吗？
南方朔:在欧洲很重要，因为人家的思想训练很久了，一套价值观很清楚。美国基本上也清楚。他们的思想训练严格，中国人不严格，所以中国人都是马马虎虎。我是稍微严格一点的。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派。
时代周报:早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南方朔:我读的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在台湾这种思想不自由的社会，英文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学说作为批判性工具是最好的，看问题最透彻。还有一点，在今天的西方校园里，马克思派是社会系很大的一派，在经济系也有相当大的实力。譬如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世界上有几个马克思经济学家绝对够资格拿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却不给他们。
时代周报:在台湾能产生思想家吗？
南方朔:不能。思想家绝对跟地方有密切关系。讲白一点，小地方没有思想家。大陆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比较有希望。因为地方大，碰到的问题多，碰到的问题是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看问题比较全面。台湾人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你是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南方朔: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很广泛的思想史。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有个史的看法，今天怎样，明天怎样，进行一个通观，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样看问题比较清晰。我写文章多在一个思想背景下看问题，不是看简单新闻而已，喜欢关心它背后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
时代周报:你读书的主要兴趣在哪方面？
南方朔:很广泛。我的文学很专业，我的艺术史很专业，看经济很专业。最近《天下》杂志说我看经济很地道，让我帮他们写经济专栏。《天下》杂志的读者是很有深度的，这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是以一门学问为基础的，你的涉及面为什么那么广？
南方朔:看问题一定要有个通观，必须从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发现一点政治史、经济史，狭义的思想史，这都是通的。当你通了以后，你可以写政治、经济、文学。我现在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政治评论，也会写经济、文学。胡适不也说过吗？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大，要能高。高的意思就是对高端的东西要知道，下面的也要知道。金字塔底部越宽，塔就越高。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对胡适的评价怎样？
南方朔:台湾现在有去中国化的问题。老一辈越来越不受现在搞"台独"的人重视。以前一到"五四"，台湾的纪念活动很多，今年没什么活动。
时代周报:华人世界里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家？
南方朔:不多。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大陆经过"文革"，有没有文学家或思想家对"文革"好好地反思过？欧洲有！法国大革命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大革命的背景写成很棒的小说。
时代周报:台湾经过白色恐怖，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南方朔:当然没有。白色恐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你把这个特定背景、时代的关系、人性的缺点全部很细地讨论，无论文学、哲学思想还是文明，肯定是不一样的。白色恐怖，蒋介石该死就完了？没这么简单！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缺乏综合性的、大视野的思考能力，最后只好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
时代周报:现在知识界是不是分工越来越细，但真正通的人越来越少？
南方朔:早期是学术分工不太细，知识分子一般是什么都会的。近代知识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是美国造成的。战后开始学术分工变细了。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学术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教书很忙，每个人都只好搞自己的一行。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觉得这样的学术分工有问题，所以后来学术又出现了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变成政治社会学。古代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后来变成了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很琐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复苏了。所以说目前的学问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读书人看问题视野越来越大，学术风气变了。
时代周报:台湾呢？
南方朔:台湾没有，台湾学术界太忙了。这我以前就骂过了。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台湾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很忙很忙，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大陆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大陆老一辈还是挺用功的，现在年轻一辈忙得要死。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什么书卖得最好？
南方朔:出版现在不好，卖得最好的应该是投资理财的书吧，还有健康长寿。我看过大陆的排行榜，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话题书，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最好卖的书就是话题书，投资理财，健康长寿。
"不能谈李敖，怕他告"
时代周报: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南方朔:"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可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书他的真正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条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很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在台湾有谁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不多，我认为我是，其他都不算。我在外面演讲说读书人一定要读很多书，懂很多知识，不是只会谈自由民主就完了。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大陆读书人大多也是不求甚解，每一次外国出现一个名词，大陆知识分子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名词搬来用。发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大陆一天到晚写文章的这些人不算公共知识分子。骂人的批评家可以算。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殷海光的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不大。
时代周报: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他不算，他只能算是启蒙者。他的很多观点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了。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被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人物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学问，你不行；但你是个启蒙者，很多人因为你而走下去，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柏杨呢？
南方朔:我的意思包括他，我跟柏杨是好朋友。每个时代的被压迫英雄很多我都认识。
时代周报:柏杨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朔:讲学问，他不行。他是一个被压迫的英雄，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南方朔:我想真正懂历史的人都会有意见吧。
时代周报:李敖呢？
南方朔:不能谈李敖！
时代周报:为什么？
南方朔:李敖会告我的。我什么人都敢谈，就不能谈李敖。他会跟你打官司。我怕他。
时代周报:你对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怎么看？
南方朔:不错的人，是一个很标准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爱国者。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大国跑，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去美国演讲，骂美国。美国人气得要死:我们美国一直在捧你，捧到拿诺贝尔奖，你都不跟我们配合，还骂我们美国。所以，在美国没人理他。后来他回了国，从不讲自由民主的，讲爱国，他自己一个老头子花钱在俄国到处演讲，俄国人也不理他。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人理他。到了现在，俄国经过了这么多转折，才知道他讲话有道理。他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
时代周报:索尔仁尼琴当年到台湾访问的反响怎样？
南方朔:台湾不管这个人思想是怎样的。台湾从来都崇洋媚外，听说他得了诺贝尔奖，风头很旺，台湾把他当成明星。后来外国不捧他，台湾也不捧他了。台湾社会缺乏判断力，外国人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谁好谁不好，我们自己讲不出来。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判断力，不跟外面的世界起哄。这个老头子了不起，回国后也非常受冷落。这个人是有自己信仰的，不跟随别人的步调。
在表演的平壤馆餐厅女服务员。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漆菲 特约撰稿杨凯发自北京、广州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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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新居，院子里面总共六户人家，和别的小区不同，没有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就是每户代表，每户每月交一笔钱作为管理基金自我管理，支付所有在公共地方发生的费用开支。
每一笔的开支都要大家讨论之后才能决定。比如是不是要请人每天清扫门口的落叶，大家开会讨论，有的建议，不如让各家的外佣每人一天轮流做，可以节省这笔开支，有的不同意，毕竟这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有点剥削的意味；有的提议不如把这笔费用让他们分摊，算是赚点外快，不同意的就认为，虽然身为他们的雇主，但是不能够擅自为他们做决定，还有的担心，因为风力大小每天不同，工作强度会有所不同。总之，为了这个问题，讨论差不多一个小时，最终决定，还是把钱给外面的清洁工赚好了。
那天的会议开了差不多一个晚上，终于还决定，因为台风刮断了花园的铁栏杆，应该要修理了。我是个急性子的人，马上上网寻找有关的装修公司，对方来量了尺寸，报了价钱，发了邮件给各位邻居，做了投票表格贴在大门口，只是几个星期下来，只有三户人家投了票，正好百分之五十。
这样一拖就是半年，期间家人提醒我，该追追维修的事情了，想想自己刚刚搬来，中国的外交之道不是”不打旗，不扛头“吗？中庸之道，肯定有利于保持睦邻关系，于是保持沉默。只是看着残缺不全的花园铁栏杆，总是有些担心自家的安全问题。不免对于这样的过程有点点抱怨，有点怀念民主集中制，有人肯做个决定，肯定有效率的多。
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有坏处，六户人家各有所需，不管怎样的决定，都不会满足所有人家，时间一长，矛盾累积，不和谐。关键是如果遇到大事情，不团结，可能大家都没有好处，搬走的主席就曾经绘声绘色告诉我，当初他们是怎样合力阻止政府锯掉门前的那颗几十年的大树。而这种邻里气氛，也是当初吸引我们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终于，大家再开会了，原来的主席搬走了，所以首先选举主席。大家先进行口头讨论，看到没有共识，于是投票。很惊讶的看到身为秘书的邻居已经准备了不记名投票的选票，上面还用中英文写清楚了规则，每户一份。投票，唱票，新主席出炉。为了逼自己尽一点点义务，同时也希望改善工作效率，举手自荐做了秘书。
关于铁栏杆维修的事项又从头开始，一个星期之内，身为秘书的自己，受主席委托，找到了三家公司的报价，用电子邮件，门口公告催促大家尽快选择。出师有名，加上忽然明白，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不是等待别人为你做什麽，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什麽。只有主动参与，才能够有改变。
各家的回应这回很快，没有回应的，则提供了新的报价单，更价廉物美。于是让各家重新考虑。当然，决定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些。不过已经下了决心，这回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前两天，收到主席的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一叠表格。原来在香港，成立业户委员会属于结社行为，需要向警方报备的，包括成员变动名单，以及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等，当然，只是报备，不是报批，警方只有管理责任，没有核准的权利。
签名，填写资料，邮寄，对于我这个怕麻烦的人来说，由点点头痛。我还以为当个邻里之间的秘书也就是举举手而已，没有想到如此正式。家人笑我：恭喜你，找到一个组织了。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称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
□信 莲（中国日报 特稿）
据英国《卫报》网站5月18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日前将中国称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认为中国未来将在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世界贸易等问题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G20峰会上崛起
米利班德预测说，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不可或缺力量”；而欧洲能否脱颖而出成为第三支力量，要看欧洲是否能发出统一的声音。
米利班德是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说，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时刻发生在上月的伦敦G20峰会。在与会国家元首所代表的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唯有胡锦涛主席代表的中国仍在强劲增长（今年预计增长8%）。中国同时还有强大的财政储备作为后盾。
“G20作为一个国际论坛，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上的‘成人礼’，”米利班德如是说，“环顾20国领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国讲话，所有人倾听。”“中国之所以不可或缺，一方面由于它巨大，另一方面由于它期望承担责任。我认为G20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带来了建议，带来了让步，带来了参与。”
米利班德回顾了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1998年所做出的关于美国在20世纪所扮演角色的评论，并将之与未来几年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作比。
“中国逐步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恰如奥尔布赖特于上世纪末对美国做出的相同评价，”米利班德称。“经济方面，中国正在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也将是如此。”“没有中国，你不可能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没有中国，你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没有中国，你不可能解决世界贸易问题；而不理解中国在非洲所扮演的新的角色，你也不可能与非洲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
中国不会取代美国
然而，对比美国在20世纪超越英国的崛起，米利班德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而会加入美国成为世界的“首席”。但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旧很低，至少在一代人之内，它还不能撼动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G20峰会上，一些评论家称最重要的轴心是由中美组成的G2。米利班德认为，G2能否扩展成为G3，要看欧洲自己。“我想一种很可能的情况，是中美成为两种权威力量，”米利班德称。“我们能否在其中有发言权，会极大影响到我们的利益。而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是由欧洲发出统一的声音。”
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欧洲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考虑。我认为很大程度这是制度上的原因。中欧关系是里斯本条约（所存在问题）的例证。在目前的状况下，每届中欧峰会欧盟都会由一名不同的主席牵头；而每年欧洲方面都有一系列不同的侧重。”
中新网5月20日电 马英九上任一年来，两岸政绩洋洋洒洒。他日前接受台湾《商业周刊》专访时指出，大陆领导人有足够政治智慧避开两岸政治险礁，是他比较愿意接受善意、开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他认为，大陆善意有助“国土两岸迈向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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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内容摘录如下：
“我是比较温和，但不代表愚蠢”
问：这一年，两岸关系进展快速，有些人担心太仰赖大陆的善意，会失去我们的“主体性”，尤其“君子可欺之以方”(君子可能会被符合正道的理由和借口欺骗)，大家担心你太君子，容易掉进对方的谈判陷阱里？
答：是吗？(大笑)假如他给我们善意，是要换取我们的“主权”或是尊严，等于说把我们的“主权”、尊严便宜给卖了，这当然绝对不允许。我做人是比较温和，但温和不代表愚蠢啊(抿嘴笑)。
第二，我的幕僚许多都是老臣谋国、经验丰富之士，所以这方面倒不必太担心。譬如说以WHA(世界卫生大会)来讲，这次用的名称英文是ChineseTaipei，而且中文是“中华台北”，叶署长(卫生署长叶金川)的头衔是minister，等于是“卫生部长”，这也是很清楚的，前朝政府从来不可能得到的，如果说“这种善意有阴谋、是统战，所以我不要”，你觉得这样子合不合理呢？如果我们统统都不接受，就是要你对我不好才行，不抗争我就活不下去，我想这恐怕也有点怪异嘛。你不要因为对我们有利就怕，那就是矫枉过正。
“大陆有足够智慧”
问：未来两岸若谈定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会不会让我们更仰赖中国(大陆)的善意？香港签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有“一国两制”的字眼存在，大陆是否会要求我们用某种形式来表达？
答：我想不会。因为第一，这是经济事务，不必搞政治；第二，台湾不是香港，不必说什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而且我觉得大陆当局领导人也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些东西。
胡锦涛先生，我觉得他比较务实，他主要就是防独，而且他在很多地方愿意释出善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也使得台湾的同胞，比较感受到他的善意，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有助于两岸迈向和平跟繁荣很好的方式。
ECFA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用一种架构的方式，把两岸之间重要的经济的项目，尤其是有关正常化的项目，都纳入其中。好处就是它有弹性。你如果先有共识、先有协议的就先签，就是早期收获。如果有些项目，譬如说像鞋类、毛巾、瓷砖，这些项目的关税暂时不动，所以先谈石化、机械、汽车、纺织，使台湾产品进入大陆时，不会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而遭遇高关税，跟东盟各国竞争起来非常不利。
这个“保护伞”架构今年年底应该可以开始谈，胡锦涛先生去年年底原来用语，是“综合性的经济合作协议”，而我们这个名称是我方内部的共识，最后还要跟对方商谈。
“胡锦涛了解台湾”
问：曾有描述你跟胡锦涛，是两岸这二十年来刻意培养的“王储”？
答：(马大笑)说这话的，是来自一个君主国家。
问：你怎么看你的对手胡锦涛？
答：我基本上倒没有把他当作对立，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开创双赢的机会嘛。我们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他有一些倡议，我们也会觉得满不容易的。譬如说他在两年前就倡议，要跟我们签和平协议。去年年底的胡六点，其中就说“爱乡爱国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这样的观念在台湾是耳熟能详，不足为奇，但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我们觉得难能可贵，他就比较了解台湾生态。这对台湾来讲，应该是正面的。
他当然一方面希望经济上跟我们有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合作协议，另外，他也希望跟我们谈和平的协议或协议，甚至于包括军事互信，我们觉得目前还不是最适当的时机，因为我们觉得在优先级上还是经济为先。
为什么？这对我们影响最大。至于军事、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二步或者第三步。因为第二步我们也许比较关心的是国际空间的问题。
我看到最近有民进党的人批评我，说你跟人家签一个东西就是放弃“主权”，那照这样讲，那你什么都不要签了(苦笑)。我们跟美国签FTA(自由贸易协议)也是放弃“主权”？如果这是放弃，那你什么都不要做，整天坐在家里好了，是不是？就像你今天去跟人家买东西，也是放弃了你一部分的财富啊，这是种交换嘛，不是吗？
“做有利台湾之事”
问：其实反对党有不同意见，对前方谈判是有帮助的(马：对，同意)。那为什么不坐下来跟民进党蔡英文主席好好沟通，却闹到要上街头激烈抗争不可？
答：我们本来也是这样想。而且我们也一直这样努力过。这次海基会到南京去协商之前，曾经由“陆委会”率领，特别去拜会“立法院”王院长，他也召集了各党团，民进党也来了，但讲完话就走，所以他们并没有展现出很大兴趣要跟“陆委会”对话。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一寸的让步啊，我们做的都是对台湾有利的事情。共同打击犯罪，能够把逃犯抓回来，大家认为好不好？九成的民众都支持啊。我们加入WHA，九成的民众支持啊，这么多民众支持的东西，他还要杯葛的话，说不过去嘛。
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做为反对党，继续善意监督，蔡主席五月十七号一定要呛声，我们也没有意见，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嘛，如果我们确实做不好，我们愿意检讨。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有个对话的机会，但是到现在为止都不成功。不过我也不怪她，因为我知道她现在手上有很多的事情也不容易解决，所以她没有办法这么自由的来跟我交谈、对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这个门不会关的。
“我比别人要更小心”
问：如果说你的夫人，以NGO(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身份，以人道关怀去大陆访问，你会不会尊重她的决定？
答：这太假设性了。你还可以讲得更戏剧化一点，或者说因为飞机故障要降落，那她要不要迫降出关啊什么的(众人大笑)。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仔细衡量。
第一，旅行是不是有绝对的必要？第二，这个旅行是不是要以她去为绝对的必要？否则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过于敏感的事情，我们不要给其他人太多的想象空间。我比别人要更小心一点。
谈山寨版蒋经国：“很多时间在学习”
问：你当过经国先生的秘书，也很想把他当作学习的典范，但外界认为在功能上你不及他，开玩笑说你是“山寨版蒋经国”……(马大笑)，很高兴你没有生气。(马：我怎么会生气呢？)请你谈谈你当英文秘书时观察他跟你有什么差别？
答：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处的时代，他所受的教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养完全不一样。他从小就被送到苏联，然后回来，生活在中国权力最大的家庭，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背景。所以我当他的秘书呢，我自己的定位是国家的公务员，他是我的上司，如此而已。那时候我跟他家人一点都不熟，因为我觉得他家里事情我完全不碰。
第二呢，我学的是经国先生的精神，不是他的一举一动。他那个时代跟我们不一样，一直到他去世前，他才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我下乡勉强可以用闽南话跟台湾乡亲沟通，经国先生当然有他的局限。但我觉得他的洞见，这种直觉的智慧，以及推动改革的魄力，倒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毕竟我在做市长的时候，有些领域我相对是比较不熟悉的，包括财经、“国防”。所以这一年，有很多时间是在学习。譬如说，我当兵时只当过少尉，现在要做的是三军统帅的事情，花很多时间在看书，慢慢、慢慢开始有了一些心得。我在当市长的时候，从来不看股市的新闻，现在每天多多少少会看一点(莞尔一笑)。
银幕上，他挣扎于战争的杀戮，银幕下，他怀着忐忑与难安，竭力守着自己的底线，保护家人不被纷扰的舆论伤害。角川和中泉，两个隔着几十年历史的日本年轻人，怀着部分相似的心情来到中国，都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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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红色丝绒幕帘的一角，中泉英雄痴痴地望着大银幕上的自己：身穿士兵服装的角川正雄，放走了本该由他执行死刑的两个中国人后，喃喃自语“活着比死亡更艰难”。角川跪在南京城外开着鲜花的原野上，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枪声响过，他从山坡上滚落，脸朝下躺在春天茂盛的草丛中，一动不动。
这是电影《南京！南京！》在中国巡回宣传的第一站，地点是杭州。中泉英雄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自己的演出。此前，他只在一次内部的试映上看过这部他参与了10个月的电影。出乎意料的是，导演陆川居然剪掉了众多中国主演的戏份，日本人角川成了《南京！南京！》中最重要的线索人物。
中泉拽着幕帘，情绪好像又回到拍摄时，沉重、焦虑、紧张。陆川的助理黄犁注意到，中泉的眼睛里“有一点湿”。
10分钟后，中泉和陆川，以及其他中国主演一起站到台上。这本该是中泉人生中最激动的一幕之一：他第一次作为主演出席如此盛大的首映式，观众席上坐着近千名观众。接受献花后的环节，是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
一个年轻男子问中泉，作为一个日本人，你演几十年前的侵华日军，你有什么感受？话音刚落，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暴笑。随即有人用中文高喊“八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泉听不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能听懂中文“八格”。他举着话筒的右手一直按在唇上，沉吟，然后微笑，微微鞠躬，用中文说“谢谢”。陆川过来圆场：“在剧组有近100个日本演员从东京过来，和我们一起呆了10个月，这就是进步，如果换了是我，我都不会去日本拍这样的电影。请大家把掌声给勇敢的日本演员。”
回到后台，中泉再也崩不住了，嚎啕大哭，翻译不停地把大家的劝慰翻译给他听，他只是痛哭不语，眼神充满了忧郁。3年前，正是这种忧郁的眼神，使得陆川决定选择并不太有名的中泉，来出演电影中面对残酷战争仍保有人性善良、因而陷入巨大内心矛盾的日本兵角川。
剧本早就送给一些日本知名演员，但对方均委婉地以档期或者别的原因拒绝了。“要演一个坏的日本人形象，而且涉及政治和历史，有些人也许在心里难以接受。”在杭州遭遇尴尬后，剧组有些人为中泉不平，“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呢，难道要中泉代替一亿多日本人来向中国人道歉吗？他只是一个演员啊！”参与演出的中国女演员姚笛也在博客里呼吁大家尊重日本演员，并盛赞他们在拍摄时认真的工作态度。
中泉在日本看了陆川的代表作《可可西里》，觉得“镜头很美，很冷酷”。陆川试图说服中泉：“虽然南京大屠杀是日本禁忌的题材，但我想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这对中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25岁进入影视圈，5年内才拍了一次电视剧，仅仅做了两集客串。一度想放弃演员的梦想，“做回普通人”。
在《日本演员大名录》里，中泉的特长是做蛋糕和写书法。在东京追求电影梦想的同时，他寄居在蛋糕店、居酒屋这样的地方，因为在打工的同时还能解决晚饭。“都是做士多啤梨蛋糕那种东西，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做，但我相信我都会比一般男生做得好。”中泉说。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成为主角，为什么不抓住呢？中泉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中国。喜欢阅读的他，在行李里塞着几本日文小说，包括一本《海边的卡夫卡》。
在天津，剧组在废弃的化工厂拍摄巷战。现场制造了大量的浓烟，很脏，像真正的战场。剧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工作，但是演员不能戴。和艰苦的条件比起来，中泉更在意角川、伊田这些日本兵的故事是否真实——现在，中泉绝口不谈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在拍摄时，他的的确确认真研究过史料——陆川答应过日本演员：有关历史的任何疑问，都可以问，都可以表达意见，如果有日本人不相信的情节，可以不用演。
杀人竞赛、强奸，这些情节最先引起了中泉的疑惑。中方副导演赵一穗说：“他不相信自己的先辈会如此残忍。我们找来历史照片，找来各种回忆录给日本演员看。”但拍摄的时候，中泉还是不能进入角色。有一场关于强奸的戏，中泉和其他日本演员，都不敢把手放到裸替的身上。陆川说，如果你们不去演，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裸着。然后陆川告诉他们应该把手放到哪里。导演一喊停，日本演员马上从旁边拿来衣服替裸替披上，深深鞠躬。
中泉记得，原本有一场戏是关于屠杀的，角川和同伴站在城门上，看到成群被赶到江边待杀的中国人，一个同伴问角川有什么感觉，按照剧本设计，他该回答“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导演说这句对白是有历史依据的，当时有很多日本士兵觉得屠杀中国人就好像屠杀牲畜一样。但是我觉得角川不会这样说，所以导演最终取消了这场戏。”
每天拍戏前，导演跟每个演员讲角色，聊剧本，把大家带进历史环境中。中泉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和角色的共鸣：“角川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战场，我第一次来中国拍电影，都对这个国家感到陌生，心里有不安，有恐惧。”
剧组去长春拍戏，天气很冷，还下着雪。中泉每天很早起床准备，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戏，就在车里等待一天。最初的档期是4个月，后来延长到10个月。第一次出国拍摄的中泉，在中国没有朋友，只好用喝酒、泡澡来排遣寂寞。“在日本，男人和男人最好的关系，就是在洗澡时裸体相对，什么话都可以说。”
电影里缺少反映日本士兵生活的场景，中泉和横山向陆川推荐他们最喜欢的节目——洗澡。于是，观众看到了善良的角川帮杀人不眨眼的军官伊田搓背的一场戏。两个人轻松地聊着天，“真想吃日本的火锅啊。”“想吃山药，妈妈做的最好吃。”在戏外，中泉告诉朋友，在天津的日本餐厅吃到山药，发现味道和东京的一样。
有一次，拍伊田杀死唐小妹后几个日本兵在街上走的镜头。中泉回忆，现场气氛很压抑，拍到第三条的时候，日本演员小黑突然喊出一句剧本上没有的台词“我想回日本”。当时，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伊田的扮演者木幡龙冲过去，重重给了小黑一拳。中泉回忆自己“有点吃惊，心里不是滋味，低下头继续走”。那天晚上，几个演员一起出去喝酒，“都想家了”。
中泉第一次看完成片，蜷缩在角落里哭了很久，他想起陆川在片场对他说的“角川的视线，就是观众的视线”。在电影里，角川的话不多，这点很像中泉，寡言少语。
“中泉是那种特别内敛的、敏感的人。”黄犁说。拍戏间隙，总是能看到中泉捧着小说，静静地看书，或者静静地默戏。
他喜欢中国导演张艺谋，也喜欢李安和侯孝贤。尤其是侯孝贤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电影，会让他想起“和家人在一起，在家乡爱媛的时光”。在拍戏间隙，他有时会通过网络视频和家人聊天。如果《南京！南京！》能在日本上演，中泉希望家人能看到他的演出。但眼下，他恨不能把所有家人都藏起来，不要让家人感受到因为他演“日本鬼子”带来的压力。
随着《南京！南京！》在中国热映，日本朝日新闻、NHK电视台以及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部视角独特的电影，比较客观的报道说电影里的日本演员遭遇了苦恼；那些反对立场的报道则直接以《决定了当日本鬼子人生的日本演员》为题来报道他。中泉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很多报纸，但大多选择了他在电影海报前闭着眼的一张——其实是抓拍到了他眨眼的一瞬间，但看起来就像是在说“我后悔演了日本鬼子”。
网站上的言论更负面一些。有人干脆说，“最好别回日本了，家人也叫到中国去吧，回国太危险了”。经常在中国电视剧中演出日本军人的演员矢野浩二，2007年回日本时遭到殴打，这很让人为中泉的安全担心。出演伊田的木幡龙已经把妻子和家人接到中国，而中泉的家人还在日本。
他谨慎地拜托导演，不要在宣传中提及他的家人，哪怕这种宣传能够给他本人带来更高的知名度。有一些推托不掉的采访，也由工作人员代为书面回答。他拒绝回答任何有关如何看待历史、以及有关“赎罪心理”的问题，标准回答是：“我是一个演员，我觉得战争是愚昧的。”
怜惜他的工作人员说，中泉真的是演员中少有的异类，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还很单纯，喜欢追求内心的平静。现在，中泉有了很多中国影迷，他们在网上为中泉设立了中文贴吧，为他写诗，要“深深铭记，这份飘洋过海的缘”。
如果有人和中泉开玩笑，说他如今有女粉丝了，中泉会脸红，会害羞。在沈阳，一个影迷送给他一盒寿司，让中泉大为感动，他要求工作人员去找到这位观众，然后主动与之合影。他细心地记下中国观众送给他的礼物：“在广州，送我亚运会吉祥物，在芜湖，送我砚台，在成都，送给我和平鸽。”
